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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對台政策從屬於其亞太戰略和對華政策。 |
中評社╱題：當前美國對台政策及其調整趨勢初探 作者：張祖謙（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企穩防變”是美國當前對台政策的主要特徵。其原因在於：美國在東亞面臨重要而深遠的戰略性變化；中國崛起導致東亞戰略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尚未完全擺脫2008年以來的經濟、金融和財政困境的美國雖出台“重返亞洲”政策以挽衰勢，但受限於多種因素，難以在近期把戰略調整到位。就台灣問題而言，美國需處理的相關事務也比以前更加紛繁複雜，既要面對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的兩岸關係，也要面對包括“（台灣）棄美論”和“（美國）棄台論”在內的各種要求調整政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企穩防變”一方面是美國當前對台政策的無奈選擇，另一方面這一選擇也蘊含着潛在的變數和調整動向。
東亞戰略新形勢對美國對台政策
構成嚴峻的挑戰
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著名學者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曾強調指出台灣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之間的聯繫。他說：“美國如果默認（中國）使用軍事力量強行統一台灣的嘗試，那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將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如果台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但那並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台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①
人們可從中看出，美國對台政策的要害是旨在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然而，與布熱津斯基說這番話的1998年相比，無論是中國大陸和台海兩岸關係，還是亞洲都發生了和正在進一步發生極為重要而深遠的戰略性變化。與此同時，美國受限於自身實力不足、中美關係不斷增長的重要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等多種因素，難以把相關戰略調整到位，這些情況都對美國對台政策的選擇和調整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1、中國大陸的崛起牽動東亞和亞太地區的戰略變化，美國擔心其在亞洲的地位和利益受損而出台“重返亞洲”政策，但受多種因素牽制，難以在近期將戰略調整到位。
1993年，由美國、日本和歐洲知名人士組成的三邊委員會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與二戰後成為經濟大國和軍事侏儒的日本和德國不同，中國將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大國。毫無疑問，三邊委員會的這一預言目前正在成為現實。如今的中國大陸不僅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是其他大多數亞洲國家最大的經貿夥伴，國防現代化的進展也引人矚目，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亞太地區事務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之初，美國一度鼓噪“中國戰略價值下降”。但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力度越來越大。從2000年開始，美國國會成立了評估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發展的專門委員會，定期出版評估報告。美國國防部也定期出版報告，不厭其煩地渲染中國軍力擴張的現狀和趨勢。取得2000年大選勝利的小布希及其團隊多次宣稱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若不是9·11恐怖襲擊事件影響了美國戰略調整的步伐，中美之間勢必有更多的摩擦和衝突。2010年，奧巴馬政府出台了“重返亞洲”政策。奧巴馬總統本人、美國的其他高官和許多學者都強調這一政策不是對中國的“遏制”，但是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政策措施都明明白白地表明其意圖是應對中國的崛起，雖然目前主要是進行防範性的戰略佈局，因此我們還不宜把這一政策等同於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前蘇聯的遏制政策。
奧巴馬政府在出台“重返亞洲”政策以後刻意淡化針對中國的色彩，其原因還在於美國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難以將這一政策落實到位。首先，美國財政拮据，被迫削減軍費開支，為了維持在亞太地區現有的軍事部署，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挪用本來部署在其他地區的軍事力量。第二，大多數亞洲國家雖然對中國的崛起有擔憂和疑慮，因此希望美國加大在亞洲的關注和投入，但也不希望美中兩國發生衝突，危及它們得益頗豐的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更不願意被迫在中美兩國間“選邊”。第三，美國還受到中東、北非、俄羅斯和拉美等地區的牽制，甚至美國的歐洲盟國也擔心自己受到美國的“忽視”，因此美國落實“重返亞洲”政策的道路相當艱難。
2、中美關係不斷增長的重要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使美國實施相關政策時左右為難。
中美關係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也對美國對台政策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當前的中美關係同十多年前相比，其重要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增加都是非常明顯的。就其重要性和複雜性而言，中美兩國不僅互為日益重要的經貿夥伴，而且無論是在朝鮮半島、伊朗、非洲、拉美等地區問題上，還是在WTO杜哈談判、國際金融、氣候變暖和反恐防擴等全球事務上，中美兩國利益的重疊、交集和差異更加深化，相互協調、合作、借重和碰撞都難以回避。甚至美國紓緩財政的困難也需要中國購買巨額國債。雖然美國官方以美國國民是購買國債的主體和中國購買的國債僅佔總額的8%為由貶低中國的重要性，但無法否認中國是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沒有中國資金的輸入，美國的財政將更加困難。總之，越來越重要而複雜的中美關係迫使美國必須更加審慎地處理涉台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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