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懺悔錄中，崔潤海講述了他第一次利用評級尋租的經歷：“客戶表示願意多拿些好處費來調高信用級別。為順利通過評審，我請求評審委員會主任幫忙，又約了主管評審的總裁與客戶一起吃飯，客戶獲得總裁認可。我認為調高級別沒有太大問題，就答應了客戶的訴求，他也表示願意拿出200萬元作為酬謝。為確保萬無一失，我又分別做了其他評委的工作。評級報告如願以償出具，客戶也兌現了酬金。”
“從這以後，自己發現一次級別的調高居然能值這麼多錢，比做一個項目幾萬元的提成多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崔潤海說。
信用評級領域的管理寬鬆和級別標準的彈性，為想要撈錢的人提供了機會。其尋租過程通常較為隱蔽，多數是背靠背私下交易。
金永授在懺悔錄中寫道：“為怕別人發現，我對自己關注的項目，都是採取比較隱蔽的方式，雖然表面上不直接介入和操縱評審工作，但我多次通過與評審委員會主任及部分評委個別交流，或借安排企業來訪之機發表個人傾向性意見，以此來影響評審結果。”
金永授交代，他收受的賄賂80%以上都是身邊所謂“好朋友”所送。“這些錢我不敢放在家裡，也不敢去消費，大部分借給了朋友。因為收錢的事怕我愛人知道，她對自己和我的要求很高，對不廉潔的行為極其反感。”金永授說。
“東方金誠系列腐敗案，暴露了信用評級領域腐敗的一些特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銀保監會紀檢監察組有關同志介紹：“一是論單收費、量錢評級。信用級別買賣是信用評級行業尋租的重要形式，即以調高信用級別為籌碼，收受受評企業好處費。二是利益勾結、‘熟客’作案。其腐敗問題難以一人成案，需要評級機構人員、受評企業和債券承銷商等各利益相關方聯合作案。評級機構內部也往往需要領導人員、評審人員、作業人員、市場人員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窩案串案。三是面廣人多、案情交叉。需要形成查辦合力，才能查清案件。”
基層黨建形同虛設，13個分公司均未設立黨支部，黨員長期不參加組織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