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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選時的熱鬧景象 |
中評社北京7月21日電（作者 段哲哲）現代國家普遍重視民意，不同黨派的政治人物常常將“民意”掛在嘴邊，美國總統林肯曾說“我所想的，是做好人民希望完成的事情。對我來說，問題在於如何才能準確地把它找出來。”然而現在民主國家，最終的目的不在於僅僅了解民意，提供決策參考，更重要的是要引導民意，“今天所謂的共識往往只是人為調查的結果”（葉皓，2010：3）。本周看到電影《桃色風雲搖擺狗》將總統選舉中對民意的操控如此真實，這種現象在選舉政治實體中都會呈現這樣的問題；類情形在以台灣政治事件更為明顯，選舉日就是爆料日，也是操弄日，2004年陳水扁的兩顆子彈以及2016年選舉前期的“周子瑜”事件，事實如何已經不重要了，或者知道事實的人想說的人如同電影中的好萊塢制片人“心臟病突發而死”，這類事件都已經影響了選舉結果。
一、政府或者政治人物是有影響信息來源
西方國家中9個重要的決策都依賴於民意測驗：決定參選；籌款、聘請顧問、獲得關鍵人物的支持；增加知名度和形象；決定選民的喜好；攻擊競爭者的弱點；發展媒體廣告； 分配資源；影響黨代表並選擇副總統候選人；追蹤競選的每日狀況（可金，2005）。民意好處是如此之大，讓政治人物與政府不得不重視民意，都傾向於利用手中資源引導民意，重視民意的形成：一方面，政治人物與政府都有控制引導民意的動機。美國政府的宣傳策劃在全球都有新聞製造的動力，如國外學者所言 “世界上的頭號新聞製造者（news－maker）就是白宮”（李希光，周慶安，2005）。美國政府宣傳策劃機構眾多，主要有新聞發言人與新聞辦公室、傳播辦公室和新建的全球傳播辦公室。如同在電影中的白宮發言人成為了操弄新聞的來源，實際上從白宮到各個州政府再到各地方政府，都設有新聞辦公室和新聞發言人（新聞官），通常新聞辦公室由新聞發言人領導。新聞發言人與新聞辦公室是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信息信道。新聞發言人必須向媒體準確且有效地傳達政府的立場和政策，引導媒體作有利於政府的報道；新聞發言人必須及時收集媒體的意見，告訴政府相關官員，使政府作出及時反應， 同時建議政府應該為媒體提供哪些信息從而來滿足媒體的報道需求。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與政府依然是有影響力來源主要管道。隨著互聯網時代來臨，貌似大家都可以發布信息，都可以影響他人，信息大爆炸帶來假新聞泛濫，反而是個人自我選擇傳統的信息來源，例如政府、政治人物以及傳統媒體。許多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看見，就是運用新媒體並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社會中的“支配體系”（dominance system），能在社群上發聲的仍然只是特定的人士，不但審議民主的“平等”理念在數位落差中會打折扣，有能力上網發表並且產生影響，本來就是社會中有影響的人（陳敦源，2015），這也意味著現實中的不平等帶來了網絡上的不平等。結合台灣的實際，一則新聞的消息來源可能有多個，所以從報紙上所判斷出的消息來源共計有92個，其中執政黨的消息來源又占絕大多數（42%），多半都為總統或行政院長所表達的意見（陳敦源，呂季蓉，＆孫玟秀，2014）。
二、民意是個人組成的，個人是情感動物
民意是由個人的意志組成，個人意志呈現往往是一個時間節點呈現出來，個人往往是情感動物，經常受到社會大事件的影響。斯賓諾莎曾經認為使我們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與和諧的是我們內心的各種衝動，並且告誡“人不應該被感情衝昏了頭”然而，現實往往是人往往是情感動物；在今天的課堂討論當中，其他所有小組發言人都在做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的基礎其實就是情感操弄，如此一個小的電影中，同學們的思考思考立論基礎都是感情驅使，從而給了fixer人可以作為的空間，這是經受民主洗禮的同學讓我感到非常詫異的地方；其實我們真正要克服新聞操弄以及政治人物的愚弄的關鍵是在處理政治事件，對於政府行為，對於選舉行為，都需要從技術上設計制度，找出可能的破洞，從而可以反制的技術方法與力量。民主機制提供了反對力量，其實已經成功的一半，另外一半就是技術手段，如同陳敦源教授所言民主治理能否發生作用，基於一個關鍵的公共信息假定：“人民具有應用公共信息分辨表現不佳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說，民眾必須能夠對政府的表現作出“正確”的判斷，進而反應在下一次的選舉之中（陳敦源，孫文秀，呂季蓉，2014）。因此，要讓fixer能夠辦事的所有環節中有技術手段來反制，才有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空間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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