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積極參加國際會談和國際組織活動，將自己的主張積極推銷給他國，並通過談判說服、外交、經濟，甚至是必要情況下的脅迫手段（如經濟懲罰）來努力使本國主張得到接受，最終形成通行的國際規則。
質言之，一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的終極體現方式就是使其他國際行為主體心悅誠服地接受或者不反對本國所推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目標，控制國際遊戲規則，控制議事日程（包括突發事件的處理權），最終控制國際事務博弈的結果。
以上述標準來衡量，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的分量確實很低。
首先，中國還沒有就國際事務、國際局勢和國際關係的發展提出思想，並將其加工成理論體系的能力。這種思想和理論創造能力的缺失，來自研究能力的低下。
其次，中國也沒有提出新的，或者改善，或改變現有國際規則的能力。如前所述，過去幾百年，國際規則的制定都為西方所主導，並沒有什麼規則是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所提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還先後提出了一些諸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三個世界劃分”等說辭和分析框架，在世界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此後進入“韜光養晦”時代，中國更多地願意作為規則的接受者（rule－taker） 而不是制定者（rule－maker）。
另外，中國對許多國際事務，尤其是和本國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全球事務，長期較多持置身事外的態度，這既包括中東非洲的戰亂衝突，也包括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的農產品進口緊急保障問題。當然，近年來中國的外交態勢已經逐漸轉向“有所作為”，在這方面有所改變。
複次，中國在國際組織職員的比例仍然很低，很少有占據決策和執行之要津崗位者。再次，中國解讀國際事務和闡述本國立場的語言仍沒有和國際接軌，其表達很難為國際社會所聽懂。但既然是對外宣傳和表達，讓別人聽懂本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中國還嚴重缺少世界級的具有公信力的傳播平台和媒介。
在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工程能夠為改變中國國際話語權軟弱局面提供一個良好機遇。這種可能性在於：
第一，“一帶一路”本身自提出後，已經成為國際熱議的話題，儘管對其具體內容仍有困惑之處，但外國政府、官員和學者鮮有低估其重要性者。可以說，“一帶一路”作為一個測試，已經表明了國際社會認可中國提出和設定議題的資格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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