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對“仕途”並不是太在意。讓她難過的，是基層讓年輕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晉升通道，也沒有足夠的福利補貼。
目前，她和江星兩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時碰上親戚朋友辦喜事，幾百元的隨禮多送幾次，“剩的工資能吃飽飯就不錯了”。常月很無奈，如今的工資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這點錢，我倆怎麼結婚，怎麼買房呢？”常月不時冒出這樣的困惑。
別看在基層黨政辦工作，常月自稱“壓力絕對不小”。上對縣裡，下對村書記和老百姓，幹得最多風險也最大，“一出問題紀委馬上過來查我們”。很多個晚上，她和鎮政府其他幾個年輕公務員聊起來，大家都有著類似的迷惘。“沒人知道，我們用這1000多元的工資，什麼時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還想讀在職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這個。兩人的深夜通話內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資。“錢錢錢，全是錢。不敢說這個，一說就要冷場。”常月說。
作為男生，江星坦言“壓力更大”。他決定“主動出擊”，他拜托同學給他下載論文、找資料，一逮著空，就開始做當地文化節的方案，反反覆複地修改。“假如，我是說假如某一天，縣委組織部能看到，我會不會就有晉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試探性地問。
“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情。”曾瑩說，基層的工作壓力非常大，還有嚴格的排隊晉升制度，很容易讓年輕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熱情”。
曾瑩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這個貴州女孩最忙的時候，被領導塞了團委、人事、檔案等9類工作，“想要幹出新意太難了，能應付就不錯了”。那段時間，領導一來電，她握著電話的手就發抖。
也是那段時間，她下定決心“逃離基層”。她和50多個鄉鎮公務員報名參加了縣裡的遴選考試，“基本符合報名條件的都參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時，她也終於等到一個成為組織委員或宣傳幹部的機會，這意味著她離黨委委員“不遠了”。不過，“也只是不遠了”。沒有猶豫，她幹脆利索地拒絕了這個“可能性不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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