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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 |
田飛龍：政改亂局需要適度從其歷史複雜性中理解
香港是一本複雜的書，每頁紙都由不同材質做成。來到港大做訪問學者，看到港大的民主牆以及校園接連不斷的民主運動與氛圍，讓我很吃驚，這些景象在大陸幾乎已經絕跡。同時我也在想：香港作為商業精神占主導的城市，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政治精神，且這種精神在青年身上有強烈的體現，儼然青春中國在21世紀的微縮版。我稱之為“政治的青春精神”，一種理想、躁動、激進卻又不乏稚嫩、天真的青春精神，在嘆服其蓬勃絢麗之外，又不得不對其缺乏理性深沉的歷史與社會積澱而感到一絲背涼。
政治的青春精神曾是20世紀中國長時段的主旋律。無論是“五四”還是“六四”，都是學生希望用“廣場抗爭”的浪漫主義來推動宏大的歷史轉型，本出於同樣的政治精神傳統，卻放置於不同的時代與體制脈絡之中，其命運與成效亦大異其趣。但實際上，這種運動只是表達和宣洩，真實的政治歷史轉型過程一定是複雜的革命和政治博弈結果。國共兩黨經過複雜的博弈，在兩岸建構了氣質不同的政治實體，但均為現代化之政體。現在的問題是，兩岸是否能進一步合作共謀第三共和，攜手闖過唐德剛所謂的“歷史三峽”？
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背景中，香港是什麼角色？我們應該從中國政治現代化定位中，想像香港青年人心里在念想什麼，他們如何將自身命運及政治與歷史理解聯繫進整個中國的現代歷史進程。如無此種國民認知與情懷，就終究只能是“城邦夢囈”，無法在國際性之外建構厚實的國族性，以“兩制”抽象形態與“一國”做永恆的、不可消解的價值與政治對立。這樣看來，香港青年對政治青春精神的承接可能基於自身政治歷史意識，已根本喪失20世紀大陸中國青年運動的“國家”關懷，形同而神異。這與他們的整體記憶，與整個國家政治歷史的共同命運感以及與國外勢力的契合度有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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