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實際上也不是這麼簡單，但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一方面說明了當時我們確實把香港的情況估計得有點太樂觀，另一方面我們的輿論宣傳工作也稍微有點“偏”，說白了，就是有點專挑港人喜歡聽的說。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過分強調“兩制”，強調“不變”，而沒有講清楚什麼會變，會怎麼變。雖然鄧小平先生專門講過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強調變不一定是壞事，香港人自己也會要求變。但不少港人還是對“五十年不變”有著更深刻的印象。這實際上造成了後來一系列的困難，這些困難可以歸結為沒能正確理解一國和兩制的關係，香港社會過分強調兩制，甚至使其凌駕於一國之上了。當然，現在經過一些解說，港人應該是明白了，接受了，一國是兩制的基礎與前提，沒有一個國家，哪來兩種制度？實踐中應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等。
就香港層面而言，港英時期的管控比較嚴厲，英國人牢牢掌握香港的政治權力。在整個政府架構體系中，中上層官員基本都是從英國派來的。香港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出現於1884年，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出現於1926年，而華人公務員中出現中高級官員要遲至二戰後乃至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數年（曹廣榮是第一位華人司級高官，1989年任政務司）。在這樣嚴苛的政治體制下，港人（公務員）長於執行，不善決策，甚至是不懂決策。所以在回歸後，英國人撤離香港，管治架構的中上層也出現較大的“真空”。可以說，優秀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導致香港回歸後出現管治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港英時期沒有所謂的“國民教育”，只有公民教育，英國人刻意淡化港人的國家民族認同（但卻很巧妙地通過各種方式滲透對英國女皇的認同及對英國文化傳統的讚同），只教育港人要遵紀守法、注重秩序、尊重自由等。港人在這樣的社會管理下，也養成了崇尚法治、尊重自由等好習慣，但對政治比較冷感。20世紀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提上中英談判日程。看似遙遠的“政治”突然與港人的日常生活產生直接聯繫，關係到港人怎麼吃怎麼玩怎麼做生意等生活方式。那時很多論政團體出現，他們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激烈辯論，有擁護“民主回歸”的，有堅決反對回歸的，各種聲音、各種信息滿天飛。香港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政治化”的氛圍悄然上升。順利度過了“九七大限”，香港就不再可能單純是一個“經濟城市”，“政治化”是港人關心自己前途命運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出現的管治困難不能歸咎於“政治化”，而只能說社會發展導致了香港政治化氛圍的出現，從而給管治帶來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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