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5日電／這段時間，《三聯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關於beyond樂隊的文章引起巨大爭議。這些爭議，一開始就超出了對beyond本身的評價問題，而擴展到對整個香港文化的評價，以及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如何對視的問題。
這些問題，內涵之豐富，幾乎可以折射出中國近200年來社會變遷的所有重大命題：民族主義，商業與普世價值，知識分子與啟蒙，天朝意識與現代國家，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等等。這些困擾中國人一個多世紀的問題，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清理，沒有一個基於現代觀念的廣泛共識。這是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之間產生爭議乃至衝突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回歸16年之後，我們仍對香港感到陌生、不解的重要原因。
晚清、民國時期，香港及上海英租界被強加了一套以英國法為藍本的現代法治體系。由司法獨立帶來的人身與財產權保障、言論與行動自由、社會公正、守法觀念、安全感，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生態，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改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改變了文化。比如，在英租界建立不久，就出現了這樣令國人驚異的情況：“西人控華人，須請泰西律師以為質證，即華人控西人，亦必請泰西律師”。一些學者就認為，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起點就在上海英租界。
香港所移植的英國司法體系經過一百多年的持續發展，早已落地生根，枝繁葉茂。有健全的法治，有自由，社會公正，加上自由經濟帶來的繁榮，在如此漫長的時間內，對人的精神氣質、對文化的改變是巨大的。這恰恰與隔岸數十年的大批鬥、人整人、饑餓、政治掛帥相對照，也與近些年嚴重的公正問題、腐敗問題、普遍性的道德失範相對照。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況必然會造成雙方在文化心理上的巨大鴻溝。1949年之後，長期的地理隔離及意識形態教育造成的心理隔離，使這道鴻溝變得一時難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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