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振臂高呼、搖旌呐喊，擁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是非商業的，是建立在精英階層的知識優越性與道德感召力之上的，甚至是建立在強烈的奉獻精神與犧牲精神之上的，所以十分動人。這也使得這樣的社會，雖然人們平均文化水平很低，但看起來充滿了人文精神，富有人文氣質，用王小峰的話說，這樣的社會是“有精神的”。
比如在內地，經過30 多年的禁錮之後，80年代一開放，北京的搖滾樂迅速興起，崔健、唐朝等帶有強烈“社會批判、人文關懷”的音樂使那個年代看起來確實“有精神”，有文化。同樣在70、80年代的台灣，從侯德健、羅大佑、蘇芮等人的歌聲中，我們也聽到了強烈的知識分子氣質的“社會批判、人文關懷”。
但說到底，“社會批判”之所以興盛、震撼人心，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悲慘的、不公正的現象需要批判；“人文關懷”的興盛也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現象需要人們去關懷。
王小峰對大陸搖滾樂的推崇，對昔日台灣流行音樂的欣賞，對香港音樂的鄙視，對今日華語音樂的失望，他評判這一切的基點，始終是轉型時期的、前商業社會的的、啟蒙主義的立場。
一旦社會轉型成功，社會公正的症結得到解決，自由得以實現，“社會批判、人文關懷”就開始褪色，變得無的放矢，於是啟蒙模式就迅速失去魅力、失去市場。人們不再關心宏大的政治、歷史、文化敘事，而回歸私人生活，回歸小情小調，回歸市井，回歸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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