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在他的《盛世》中講的一個故事頗有意思：“我”是一個在大陸工作的台灣作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訪問了許多大陸老一輩文化名人，準備在台灣出一本大陸文化名人訪談錄。當時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傳世之作，因為這些國寶級的老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經過世了，我的這些珍貴訪談已成絕響，在台灣一定大賣。結果我的動作慢了一點，修改了幾遍，等書出版，“台灣氣氛已變”，台灣人不再關心大陸文化了，訪談集幾乎無人問津。接下來，又寫偵探推理小說，又寫人生哲理，又寫辦公室秘笈，最後寫了一本談EQ情商的書，終於大賣，榮登暢銷書作家行列。
香港擁有健全的文化市場
上世紀60-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50年代嬰兒潮一代這時長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得以形成，加上法制健全，文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經濟成就帶來的自豪感，這一切最終促使“香港文化”在70年代成熟，並席捲整個華人世界，輸出全球，香港轉型成為一個發達的現代商業社會。
顯然，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並不需要知識分子引導的啟蒙運動，不需要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人文關懷”，只要有一種健全的“本土庶民意識”（黃霑語）就行了。所以，雖然從人口比例上看，香港知識分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並不少，但在迷戀啟蒙時代英雄主義的人看來，香港社會缺乏“人文精神”，香港文化太“市井”，不夠高貴，沒有“精神”，香港是“文化沙漠”。
事實上，在一個轉型成功的現代商業社會中，啟蒙型知識分子必然會被邊緣化，這不是因為他們墮落了，也不是因為民眾墮落了，而是因為社會變得公正、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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