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三大城市群以2.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18%的人口，創造了36%的國內生產總值，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力量。
“城鎮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群形態更加明顯，城市綜合服務能力明顯提升，人居環境逐步改善。”徐紹史表示，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後，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被納入城鎮人口統計的2億多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結構矛盾，制約了城鎮化對擴大內需和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也存在著社會風險隱患。
與此同時，隨著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一些地方“城市病”的問題日益突出，城市服務管理水平成為城市發展的瓶頸因素。
徐紹史表示，一些城市空間無序開發、人口過度集聚，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重城市建設、輕管理服務，交通擁堵問題嚴重，食品藥品等公共安全事件頻發，大氣、水、土壤等環境污染加劇，城市管理運行效率不高，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不足，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等外來人口聚集區人居環境較差，這些問題都成為推動新型城鎮化的制約因素。
除了人的因素，土地也是城鎮化中的關鍵要素。“一些城市‘攤大餅’式擴張，脫離實際建設寬馬路、大廣場，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佔地過多，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耕地減少過多過快。這不僅浪費了大量土地資源，也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徐紹史表示，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城鎮用地粗放低效，城鎮空間分布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城鎮規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增加了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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