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莊：另外兩個因素還沒有談到，一個是香港的社會基礎，另一個是中央。香港的社會基礎非常複雜，不能在此細說。回歸至今，中央對香港的政策凡三變，說明中央對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有認識的深化過程。第一次是從回歸前跟港英激烈鬥爭，到回歸後過分放手。第二次是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大遊行之後，中央從過分放手到打算“有所作為”。第三次可能就是現在，中央想從有所作為到“善於作為，穩中求進。”第一次變化變得不太好，可以說是誤判，好像太過天真。第二次變化收效欠佳。現在的變化有待觀察。
劉迺強：用比較平實的說法，是中央有一些“誤判”。主要在幾方面。一是中央一廂情願地認為西方有一定的善意，讓香港和平過渡，大團圓收場，結果1989年之後，西方每件事情都跟中國叫板，回歸後五十年不變，回歸前五年就大變了。
第二個誤判是，以為順利回歸之後，香港就逃過一劫，天下就太平了，以為政權、軍權在我手，就萬事順利，所以放手不管。認為外國人能管治香港，為什麼中國人管不好？以為換了國旗、港督就可以了，沒想到操作層面的東西。
第三個誤判是，中央為了顧全大局，爭取一個和平的環境，不管那麼多，先搞經濟。以為香港經濟沒事，就沒事了。然而，香港雖然是一個經濟城市，但是在大國博弈 之下，政治因素永遠是揮之不去的。香港整個的發展，一直在大國博弈之下，直到現在的選舉仍然是。甚至現在還有“地產黨鬥共產黨”的講法。回憶80年代初期，香港前途問題剛被提出來的時候，政治陣營聯盟其實跟現在差不多。當時提出對前途沒有信心的就是“地產黨”，他們聲稱要撤資，支持殖民地的力量，主權換治權。正如今天地產黨在支持美國霸權主義對香港的影響，歷史在不斷重復。所以說，雙方背後是大國博弈的影子，這也妨礙了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
宋小莊：你從宏觀上講。具體來說，香港回歸政權交接的時候，英國不按照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辦事，把香港的檔案搬去倫敦。英國既不遵守國際法，也違反了私隱條例，因為該條例是禁止將香港人的檔案搬離香港的，但中方卻沒有堅持。從麥齊光事件來看，不排除有人利用舊檔案操作，今後不排除類似的問題還會發生。
李彭廣：正因為香港背後總有大國博弈的影子，港英時期更加需重視在地管治人員的能力和表現，以期達至有效管治。可惜回歸之後，政治領袖缺乏這種視野，而整個政治體系亦缺乏完整性、系統性，顯得支離破碎。
例如香港的政策研究，普通市民不重視還可以理解，但是連政治精英層都不重視，這才是問題所在。內地有中科院、社科院等，各種政策研究的部門很龐大，但是香港執政者往往是拍拍腦袋，靠自己的經驗處理事情，但是個人經歷總是有限。台灣、新加坡等地的大學和智庫，支撐起當地的政策研究，起碼算是有學術上的基礎建設。
其實，智囊或智庫系統可三個同心圈的組織所組成。首先是最內圈的政府部門，好比殖民地時期英國殖民地部的研究組織頗具規模，內地政府部門的政研室也有一定規模，不像香港那麼單薄。第二圈是社會裡面各色的智囊智庫，而第三圈是大學裡面的研究。政策研究正是為社會創造對某個政策共識的過程，可是香港政府沒有認識到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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