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迺強：回到正題，政府長遠來說有甚麼可以做，以提高管治威信呢？
陳建強：CY的管治團隊威望有待整固提升，關鍵在於他能否利用民間力量，幫他營造環境，多做些小恩惠，以揼石仔方式爭取民意支持，不應心急，更不能希望一項或兩項政策，就可將民意大逆轉，就可讓反對者“收聲”。基層可做的事不是太多，正如彭廣兄所說，5年後有多些樓，到時民眾能買到，上街的人自然會少。
最近一次七一遊行，我特別到現場觀察，感覺是不再擔心。參加者雖多，但他們像去嘉年華會，提出眾多不同的訴求，數目更可能多達數十個，非常熱鬧多元，大家各有各做 。有人曾經多次高叫“梁振英，大話精”，但回應的不是太多，大家都很聰明，亦好有主見，不會輕易隨別人的指揮棒起舞。問題是如何鼓勵和組織這些人出來，共同推動香港走前一步，所以彭廣兄、小莊兄應多點出來發聲。
彭廣兄剛才說的智囊智庫有三個同心圈，十分正確。如果大學沒有政策研究，民間又不做，就等如斷纜，領導者不是超人，他也需要政策研究的建議。
李彭廣：我10多年來一直在說，但那時官員說我講得太遠，遠水救不到近火。如果10年前這樣做，今天已經收成了。短線、中線、長線未必互相排斥，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現在忙於救火，說甚麼中、長期？其實這個概念有問題，中長期的謀劃不足，就不斷製造短期火頭。因此，這考驗人的思維，考驗領導者有沒有識見，有沒有判斷先後緩急和因果關係的智慧。如果沒有，我認為真的很困難
例如政府的角色，我認為特區政府要自我思考一下，“大市場小政府”這個論述，不適合香港的現況。以樓市來說，樓市未有中國因素時，是本地市場為主，現時有了中國因素，市場已不再是本地市場了。這牽涉到政府的角色和稅制的問題，或者對於自由市場港的論述。不過這是“金牛”，不能動，否則梁振英又會被牽著鼻子走。
其實梁振英可以考慮去做一些97後的論述層次的東西，梳理一些前朝信以為真的論述，因為當你梳理論述之後，就等於為往後的一些具體政策開了一條路了。
先講立法會選舉，我覺得基本盤不會有太大改變，哪怕經歷過拉布、國民教育的爭議，五成半同四成半的選票分佈，應該有一定的穩定性。隨著更多新移民加入，以每年四萬至五萬人的增長，當中不是所有人都是成年人，但成年人居港七年後便都有投票權，每隔四年估計會就有十餘萬新移民取得選民資格，這到底會有多大的衝擊呢？其實我由04年已經開始觀察這個問題，如果新移民選民積極投票支持建制派的話，其實所謂的“六四定律”或者“五成半、四成半”的選票分佈就會改變。不過目前整體選民的投票取態還是穩定的，變化不太明顯。未來每次立法會選舉，將成為評估新移民選票如何影響他們建制和泛民陣營基本票盤選情的時刻。我08年做了一個估算，當時大約有30萬新移民在居港滿七年後取得選民資格，若是全部登記成為選民，約佔當時選民總數300餘萬的一成，假設投票率是50%，以及他們全部都有投票的話，等如說這批人便佔投票人數的兩成了。如果他們是“鐵板一塊”投票給建制派的候選人的話，所謂的“六四定律”便會被打破了。
泛民要在立法會穩守三分之一議席的問題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分裂的情況會化，在不同界別分派分黨。對於非梁營來說，尤其是核心唐營，是會有危機感的。選舉是講實力，你沒有議席，講什麼也是多餘的。因而他們又會出死力爭取議席，一出死力，大家就會傷和氣了。我贏不了，未來幾年就會有個傾向要唱衰你。維繫選後建制派的團結，在我看來並非太樂觀。有些人說，只要分些“餅仔”就可以，但其實背後有些力量根本不是要餅仔，而是要影響政策的走向。
我相信立法會選舉爭論的議題，都是近期發生的事情。那麼梁振英應該做些什麼呢？我覺得原則只得一條，“力到就做，力不到就不要做”。房屋問題，口講增加供應，實際是涉及有沒有土地，外界是否相信在三、五年後有足夠土地的供應呢？至於貧富懸殊，我覺得需要一些新論述。所謂的貧到底是概念上的“貧”，還是實際上的“貧”？還有，政府要化解官商勾結，這跟中國元素有很大關係，樓價跟貧富懸殊有很大關係。前特首曾蔭權沒有處理好中國因素，它一排洪，香港便水災，假如香港政府沒有具體政策去儲洪，或者沒有把新增的財富適度地平分配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富人的財富再彈升幾倍，貧窮的人卻仍維持在某個水平，堅尼系數就會繼續上升。很簡單，機構投資者認購IPO動輒賺數億元，但普通市民去排隊認購只能賺1000元，反映出某些群體極度受惠於北京的對港政策，哪怕是自由行，哪怕是容許內地同胞來港買樓。這些件事情其實不光在香港發生，在台灣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在北京看來，可能以為是讓利，但政策來到香港可能是適得其反，因為在地政府並不懂得採取措施，以調節突如其來的巨大財富所引起的社會緊張關係。
特區政府應該就北京的政策適度作出相應調節。比如稅制，為買房加入增值稅。比如說你原本賺一個億，政府我抽五千萬稅，你還賺了五千萬，你還是會來香港炒樓的。這是稅制改革的問題，但我認為梁振英沒有這個“力”去做。反過來，貧富懸殊只會繼續惡化，自由行帶來的財富只落入某些人士的口袋。否則最高收入的一成人的收入增長，不會一下子暴升的那麼厲害。問題是當財富驟然增加的時候，政府如何做好二次分配的工作。
總之，本地的管治系統要做適度的改革。比如人才庫或者政策研究，要多做一些本地政策研究，因而可以創造出中期的條件，比如上游的大學課程改革，中游的提供磨練平台，讓從政人士有晉升的階梯。如果沒有階梯，沒有一個事業路徑的時候，他們上不到另一個較高的平台接受磨練，更無法吸引賢能之士，以從政作為終身之志業。還有，除了選舉的職位，我們還應該有些非選舉的職位，我們需要政治工作的隊伍，例如替政治領袖撰寫演辭、負責文宣工作、形象包裝等，都需要職位化，這是強化系統的必要措施。簡言之，一個系統更新工程是必須要啟動的。
陳建強：中央向香港提供了很多政策優惠和政策支援，但有中央官員講過，中央的政策既會照顧香港，更要促進國家發展，兩者是二合為一的只是香港政府過往沒有好好把握這個共同發展機遇。政府應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儘管是一些簡單的事，不必講太多。至於貧富懸殊的問題，應該把整個社會都拉上去，而不只是上面的人越來越富有。
其實今天大家所講的，都是非常理想化的。我們在傳媒沒有市場的，我們由睜開雙眼就開始被罵，早午晚都在電台節目被主持人罵，而讀者群最大的幾份報紙，都是罵就有、抹黑都有，但讚就難。我們以文會友，但人家拿支槍出來打你。輿論陣地搶不回來，甚麼事都會是事倍功半，甚至是想做都無得做。
宋小莊：政府要給人們帶來希望，就要敢於節制利益集團，敢於對社會的財富作出適當的再分配，例如像巴菲特提出的富豪稅。但香港的利益集團是很頑強的，不論在反對派中，還是在建制派中都有利益集團，這是香港問題難解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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