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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彭廣指出，97年之前，香港的華人從來沒有自己管治自己的經驗過，從來都是依賴英國官員的管治，這個命題是很嚴肅的。 |
李彭廣：不久之前，我參加過一次中評論壇，當時在座的朋友都對新一屆政府很樂觀，說有豐厚的財政儲備，大家有很多期待。當時我就很不識趣，坦言香港的管治系統出了問題，系統失靈，如果不弄好系統，其實很多東西都只是一個期盼，沒有堅實的基礎。現在看來，事情不幸被我言中。
宋教授剛才提及《基本法》的執行問題。其實古語有雲：“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所以光有法律，法律不會自己執行，當然是透過人去執行。在政治學里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憲政的權力，意思即是《基本法》或者憲法賦予某些職位一些權力，立法會議員也好，行政長官也好，但是他能否有效行使這些權力呢？就要看他的政治能量。兩者缺一不可，只有政治能量，沒有憲政權力的賦予，則“名不正、言不順”；只有憲政權力，但執政者沒有政治能量，則有心無力，無法推展政務。第一個概念的意思是說，我們除了看法律的條文規定之外，也要看政治領袖在行使憲政權力時有沒有足夠的政治能量去支撐。《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有優勢，比如賦予“提案權”，但是提案之後，是否獲得立法機關通過，就視乎行政長官能否擺平立法會議員，這個就是行政長官的政治能量。
香港社會都期盼梁先生有一個好的開局。問題是，怎麼會出了這些亂子呢？期盼和實際的能力為何有這麼大的差距呢？這就回到我剛才說的原點，就是我們的管治系統是失靈的問題，回歸至今，我們一直沒有面對一個迷思。困擾著香港、也困擾著中央領導人的，就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視之為理所當然。譬如說97年之前“有效管治”的體制，過渡到97年之後仍然存在，這是個是模模糊糊，朦朦朧朧的想法。如果我們不打破這個迷思，我們就走不出這個死胡同。其實，如果英治香港是有效管治的話，那些條件在97之後已經不存在了。假如說97之前是有“有效管治”的話，那是因為有英國官員為主的一個管治階層和輔助這個管治階層的一些支援系統的存在。但97之後，這個管治階層已經不存在，出現權力真空或管治層真空，而我們一直沒有直視面對它。當然，我明白“穩定壓倒一切”的心態，但我不想看到政府在認知方面出現偏差。前者是權術的問題，後者是知識或認知缺的問題。我寧願相信是前者，但看起來應該是後者。
這種知識或認知上的不足，令我們15年來，無法有效操作這個在港人治港的體系。97年後，一時說商人治港，一時說公務員治港，其實這些說法和論述是沒有基礎的。大家一邊講，一邊誤導香港整個思維。我們翻來覆去也不知道問題的核心在哪裡，沒有認識到問題所在。
97年之前，香港的華人從來沒有自己管治自己的經驗過，從來都是依賴英國官員的管治，這個命題是很嚴肅的。有數據顯示，在70年代英國派了3千多名官員來管治香港，這個數字說明了一切。當時香港的絕大部份首長級官員的都是英國官員，很少部分是華人，而華人亦始終沒有打入管治核心。這就說明了97之後，我們面對著領導層適當人選的真空。我們從來沒有去想這個問題，大家都假設那些華人高官在英國的體系里打滾了幾十年，一定熟悉英國的管治體制運作，只是“以為”是如此，實質他們是不懂的，這是沒有根據的假設想像而已。應該這麼說，在英治年代，華人官員的訓練僅在行政的層次，他們不能逾越一條紅線，這條紅線就是管治核心的位置。直到93年，陳方安生成為第一個晉升到管治核心的華人文官，距離97年只有4 年多，當年陳方安生去到這個位置時，英國官員甚至爭論，到底陳方安生能否調閱所有檔案。
那麼97年之後，我們如何管治自己呢？除了《基本法》、領導人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外，我們根據什麼可以操作這個“港人治港” 的體系呢？97之後我們有沒有操作“港人治港”體系的條件呢？這部機器有沒有專業和稱職的人士去操作呢？我的答案是：沒有、是濫竽充數的。因為我們在97前後沒有重視過政治領導團隊的組建問題，也沒有重建政治團隊的支援系統，所以現在沒有出現更大的亂子，我覺得已經是香港的幸運，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管治自己的經驗、知識和技巧，我們有很多商業奇才，可是卻沒有政治奇才。有人說，當年英國也有培育過鄧蓮如、鍾士元、李鵬飛等人。然而，這些人玩的是“宮廷政治”，而97之後我們的政治領袖同時要玩“宮廷政治”和“群眾政治”。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直認某些基本問題，然後決定去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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