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類是由原來的“二”之中產生出“一”，特別是原來的“二”是不對等的“二”，則心態上和實質上都會出現由“二”之中大的去合併小的。在此情況下，不論大的如何強調雙方的“平等”，都將出現大的一方佔據了“球員兼裁判”的有利位置，最終的合併變成吞併。
二類是原來的“二”是比較相互對等的“二”，在制度上設計一個“一”，這是抽象的“一”，由原來的“二”相互自願地，平等地互動、交流，最終從磨合的過程中，出新的“一”。而且新的“一”雖然產生，但是原的“二”則仍然存在，各自仍有自己的空間。
三類是原來的“二”之上，設計出一個“一”，人為地架設在原來的“二”之上，當事雙方平等地加添“一”的內容，而新的“一”的內容愈來愈多，原來“二”的差異也就愈小，最終共同完成一個新的”一”其過程常常是漫長的，但也是自願的、和平的。
如果以上述的三種“一”來檢視前述的統一模式，我們可以發現：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屬於第一類，所以在鄧提出之後，台灣方面一直無法接受。此一看似公平的方案，因為一旦台灣進入遊戲的程式，則註定成為被宰製的對象，所以從台灣立場的建議多半落在上述的第二類。中共方面完全拒絕台灣立場的建議，更說明了中共在“一國兩制”的主宰性，自然更增添了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疑慮，因此台灣立場的建議，有許多都會公開或不公開地希望第三方的加入，以便提高自己的抗壓性；結果中共方面會認為“拒之有理”，就更不會考慮台灣立場建議的積極因素，雙方的誤解必然逐步加深。
1998年汪道涵的“八十六字”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則屬於三類的設計，從理論上說也可以視為第一類與第二類的綜合體；既照顧到大陸方面最關心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又兼顧台灣方而最關心的“主體性”“自主性”。特別是張亞中在法理上的設計，在兩岸統合的過程中，每一步驟都在台灣共同設計的參與過程中，所以在規則上不會有被宰製的擔心，在結論上也不會有被吞併的願忌。從此一意義上說，汪道涵的“八十六字”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不但可以說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方案的精進和改良，把“一國兩制”方案過程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在結論上也不會有“一國兩制”將維持多久的疑慮，因為磨合的結果，必然是全新的國家制度。
第三、“一國兩制”的設計，如何因應兩岸格局的改變。顯然兩岸關係的格局是不斷變化的格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候的兩岸關係，是“統一”居於主流民意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今大陸的主流民意雖然不變，然而台灣的民意變化是十分明顯而快速的，如今“維持現狀”是居於主流的民意。以至於中共的對台政策，也以“反獨”取代以往的“促統”。則“促統”時期提出的“一國兩制”，到了“反獨”時期，應有何種變化呢？更通俗地說，如果在台灣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願意追求兩岸統一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的形勢下，“一國兩制”的設計都沒有吸引力；到了台灣已經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放棄兩岸統一作為政治目標的形勢下，“一國兩制”方案在台灣更加不可行。此處所謂的更加不可行，其意義為不僅僅是“一中”原則受到否定，而且“以一包二”式的平等設計也不被接受。因此“一國兩制”方案的唯一功能，就只能是大陸的立場，描述兩岸關係的現狀；換言之，在“和平發展”時期以“反獨”為對台政策的主要任務目標下，呼應“胡六點”的理念：“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年座談會講話全文，2008-12-31）胡錦濤在此點出了幾個重點：
首先是“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是什麼樣的“協商談判”呢？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是：政治協商與談判。因為兩岸兩會的協商談判，當時已經啟動而且正常運行。那麼如何才能“有利”呢？個人以為除了氣氛的營造，新的制度安排應該是不可或缺的構想。
其次是“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是什麼樣的“往來”呢？個人以為是指兩岸的“官方往來”？也就是兩岸“政府與政府”間的往來。那麼如何往來呢？同樣也需要新制度性的安排，也就是雙方有了可以接受的政治定位。
其三是“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是什麼樣的“特殊情況”呢？“胡六點”已經有了答案，即“未統一，未分裂”。這確實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情況，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沒有遇見的情況，所以兩岸的“政治關係”應該如何安排肯定沒有參照系，必須由兩岸相互協商。但是以目前中共反獨，台灣不統的情況下，雙方難以定位，又如何協商？原本兩岸的政治關係就是透過協商來決定，來安排，但是兩岸沒有政治定位又無法協商，這就形成相互僵持的套套邏輯的局面。
其四是“展開務實探討”：什麼是“務實探討”？個人以為至少包括了二個層面，一是可以展開探討的主體，此一主體決不是雙方政府，否則就陷入套套邏輯的陷井之中；換言之，必須可以代表官方，但又不是官方，才能討論官方的定位。二是必需在正視現實的基礎上，找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才是務實地探討。
總得來看，以往的設計，比較囿於兩岸政權以平行的方式，追求平等。但是由於兩岸之間，大小不成比例的差距，所以這種平等主要是依賴居大的一方的讓步；所以從台灣的立場來看，沒有第三方的保證，在一個中國之內的平等是很難持久的。那麼在一個中國之內，保障兩岸政權平等的關係，是否還有其他的平等模式，應該是思考的重點。另外在政治創意上，也由於中國大陸或者港澳的學者，沒有從政治原理、國際法理論等高度歸納“一國兩制”的實踐，以便與當代政治學者對話，引發論辯，深化“一國兩制”的理論。因此“一國兩制”實踐已逾十年，卻沒有引起國際上政治學者的重視，在政治創新上也並不成功。所以在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上，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並不足於真正維持和平，確保和平，必須另起爐灶。再則目前的建議（如前附件），絕大部份都是針對兩岸啟動政治談判之後的安排，是以兩岸的政治談判不啟動，學者專家的建議就只能是紙上談兵的建議而已，因此提出一個啟動兩岸政治關係的可行之道，才是真正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法。（未完，待下期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9月號，總第1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