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解決兩岸“政治內戰”的方式及其反省
（一）創意的設想：鄧小平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在解決兩岸的“政治內戰”上，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模式，和平解決的方案；從當時的兩岸情境而論，鄧小平的解決方式包含了以下的三個創意：
第一在手段上，從以戰爭決勝負正式轉為以談判解決爭執。雖然鄧小平的方案並沒有完全放棄武力，但是我們回顧一下，蔣經國時代對“一國兩制”的回應，主要集中在攻擊中共的“統戰陰謀”，很少就不放棄武力提出異議的，因為談判本來就需要靠實力；只是到了李登輝和民進黨其台獨路線越來越突顯，中共的武力問題才越來越成為拒和、拒談的籍口，而對中共的武力也感到威脅。
第二在途徑上，從社會主義獨佔中國到社會主義中國可以包容非社會主義制度。所以“一國兩制”得以實現的話，一個中國的內容：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大陸，加上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台灣。而鄧小平這種以一包容二的解決“政治內戰”的方案，被海峽兩岸的學者所模仿至今。
第三在目標上，從消滅敵人到和平共存。鄧小平在解釋“一國兩制”時，曾經說過“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是將兩個敵對的對手，放置在同一的空間之中，強迫共處，相互學習，長期並存的方法。此一方式的“統一”，可以說是賦於一種全新的意義，是“統而不治”的統一，是一種“統而不一”的統一。在古代中國這個大一統的國家中，也出現過制度不同的現象，但是基本上是在統一中央政府之下的社會制度、行政制度的不同，而且“一國兩制”是政治制度的不同。
在當時的背景下，鄧小平的想法顯然是和平結束國共內戰的想法，所以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下，具體安排則由國民黨政權和共產黨政權去談。在當時看來，鄧小平的構想既具包容性又顧及平等性，而且互不吃虧，應該說是頗具吸引力的“政治方案”。事實上，鄧小平這種“以一包二”的統一“模式”，對後來的兩岸學者在思考和平解決統一議題時，成為一種“典範”：如1980年魏墉的“多體制國家”、1985年楊力宇的“一國兩席”、1987年沈君山的“一國兩治”或“一屋兩室”、1989年林鈺祥的“一國兩府”、1990年郝柏村的“一國兩區”、1991年國民黨“國家統一綱領”的“一個中國，互不否認”、1991年翁其銀的“一國兩法”、1992年辛旗的“分擁治權再造主權”、1992年張亞中的“一中兩國”1992年江美球的“一國兩體”、1998年汪道涵的“共議統一論”（詳如附件）等；以至當前2005年黃光國的“一中兩憲”、（黃光國，一中兩憲，2005，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張亞中所主張的“一中三憲”、（張亞中，一中三憲：重讀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中國評論，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0/3/6/6/101036681.html，2009/08/09）劉國深的“國家球體論”等。這些模式的構想，基本上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解決兩岸關係的方法相同，都包含了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是立足“一個中國”原則：如果兩岸關係沒有“一個中國”原則，則根本不成其為兩岸關係，也不會有兩岸關係的問題；是以在化解兩岸的紛爭，也必須返回“一個中國”的原點，才有化解可能。因此，只有“一個中國”內容的問題，不存在有無“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所以大家的提議都是在一個國家的範疇去思考兩岸關係的政治安排。
第二是對國際法之“承繼和創新”：既以國家為出發點解決問題，則只能依現行的國際法或是國際法的法理依據，才能被人理解，被人承認，而收得道多助的效果，也才能都和平解決兩岸關係。但現行國際法的法理又不足以和平解決兩岸關係的難題，所以還需要超越和創新，鄧小平的創新之處在於包容差異；我們看到其他的提案，基本上都傳承了相同的精神，相同的思路。
第三是立足兩岸和平原則：鄧小平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時，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背景是“和平統一”。“和平”是當時北京當局全力發展經濟的戰略目標下，最重視的條件之一，尤其是週邊的和平環境的塑造；而包容差異是穩定形勢，並且快速獲至和平的方法。對兩岸關係而言，“一國兩制”的方法之所以能獲得和平，其關鍵在於使兩岸關係在變動最小的情況下，便宜行事，就地合法（以“就地合法”詮釋“一國兩制”是王曉波教授（海峽評論總編輯）的說法，特加註釋）。而所謂“變動最小”就是只有官變而民不變；所謂“便宜行事”就暫時處置，而非慣例；所謂“就地合法”就是使人感覺不到他的變動；檢視其他的提案，也都是相似的思維模式。
第四是立足兩岸平等原則：兩岸之間政治地位的“平等”，對台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而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本身，並不完全體現平等，但是在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倡議的兩黨談判，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來看，鄧的方案是重視兩岸的政治平等的。從“政治平等”的原則中，台灣才能感受到“被尊重”，更重要的是台灣才能得到自我保護的機制；但是對大陸而言，承諾兩岸“平等”最大的風險，就是在國際上形成“兩個中國”，在兩岸間造成“一中一台”。所以“平等”的原則，必需臣屬於“一個中國”，在一個國家之內體現“平等”，則“兩制並存”就是最適當的表現。而其他方案的設計在這一部份就出現若干差異，大體而言，大陸人士的設計比較避免政治字眼，兩台灣人士的設計比較偏向政治平等，不過基本的平等精神，仍然是傳承自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
（二）客觀反省：然而上述鄧小平典範的構想從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從大陸的立場，從方案的邏輯而論，是有其創意，但是實踐中，必然面對以下的問題：
第一、如果要實現“一國兩制”的構想，肯定需要通過談判，鄧小平的設計是“兩黨談判”；理論上，兩黨應處於“平等”狀態進行談判，所謂“平等”是雙方立場、權益是相等的，至於談判則是兩邊各有利益，相互討價還價的過程。但是在實踐中，中共方面顯然並沒有真正以平等的心態，來對待中國國民黨，所以當九十年代初中國國民黨提出“國家統一綱領”，以“互不否認為政治實體”之建議時，中共就毫不思考地加以拒絕，而且大加撻伐，更有甚者北京當局對海內外一切建議都採取否定的態度。而中共自己也沒有預備方案，以致完全破壞“兩黨談判”可能的機會。到了台灣步上民主化之後，“黨對黨”的政治談判，在兩岸關係就成為“歷史名詞”，更影響到兩岸關係的本質，反而為日後的台獨勢力，在台灣島內政治鬥爭中打擊、數落國民黨的口實。
第二、鄧小平這種“以一容二”的統一“模式”，在具體的實踐中，還必須解決“一”與“二”的關係。由於在現實中兩岸之間，相互分裂長達百年，即以1949年來論，也有四十餘年（立足九十年代來論），所以新的“一”如何產生，就是“二”能否和平回歸“一”的關鍵所在。理論上“一”的產生，可以有以下的幾種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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