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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政治內戰”，兩岸各界積極探討和平模式。 |
從“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國”而言，在2000年中共國務院所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就明明白白地“對台灣而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標誌著承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可分割”（http://www.china.com.cn/ch-book/taiwan/taiwan4.htm，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0/2）所以到了2000年9月時任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清楚將“一個中國”定義如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領土是不容分裂的。”（錢其琛：大陸台灣同屬‘一中’包容性非常大，中國時報，2000年9月11日）接著當年3月，朱鎔基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錢其琛關於“一個中國”的新定義。（朱鎔基，“政府工作報告”，新華社，2002年3月5日）在同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大陸外交部長唐家璇也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採用“一個中國”的新定義，（連雋偉，“聯大發言唐家璇提一中新三段論”，工商時報，2002年9月15日）然而，中共之所以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公開地調整其“一個中國”原則的內容，其重點則在於兩岸“同屬”一國，沒有分裂，但可以在兩岸間顯示“平等”；以便於民進黨接受新版的“一中”原則。但是對民進黨而言，則是根本否定兩岸是“一國”的框架，所以對任何將兩岸現狀“一國化”的解釋和說法，幾乎都不被接受；縱在不得已的惰況下，“一中三憲”（張亞中，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3/4/5/8/101345856.html，張亞中主張以一中三憲為兩岸定位）“歐盟一中”（許信良：歐盟一中對陸政治談判，http://www.my-formosa.com/article.aspx?cid=5,6&id=169，20110403）“邦聯制”（中國特色的國家統一制，海峽評論，第122期，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122.html，2001/02）等政治設計，勉強可以探討（不是接受）。因為類似的設計，正如蔡英文所說“前提是兩岸要互相承認“主權”，才能有一定層次的整合”（2011-04-07，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5/2/6/101652630.html，“歐盟一中”蔡英文：前提是互認“主權”）。所以，在沒有其他的政治保證下，北京是不可能同意的。有人主張以“以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提法，來替代“一中”原則，（邵宗海，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6/9/0/0/101690085.html，以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替代一中原則，2011-05-11）應該說也不具太大意義。因為“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用語，立即被質疑是否包括台灣，是，則民進黨不可能接受；否，則中共不會同意；縱使依“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民進黨也不可能接受，否則他們早就可以接受謝長廷的“憲法一中”（謝長廷，http://www.shadowgov.tw/44525_0_is.htm，建立國內重疊共識，改革憲法一中，2011年1月11日）。至於對國民黨而言，原本兩岸就已經接受“九二共識”，故而也沒有必要改變既定的用語，徒增更大的分歧。而且在中共憲法序言中有“堅持……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用語，如果台灣也使用類似的語言，則難免陷入中共對外統戰之用。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學者企圖在一中的原則與內容對立的邏輯上，尋找出路，結果難免“順姑逆嫂”難以兩全。其實兩岸“一中”的難題在於法理和表象的落差，如果能將兩者的落差釐平，則“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國”的命題就必然成立，而且不因兩岸任何一方的意志而轉移。本文下一節的論述，正是針對此一問題。
從“一國之內不可能存在兩個不互斥的中央政府”而言，自1949年國共隔海對峙以來，在中國境內一直存在著兩個“中央政府”，而以往兩岸雙方都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時，兩個“中央政府”是以互斥的方式，來維護“一中”原則，在傳統的“國家觀”下，這是十分正常的處理方式。然而自北京提出“和平統一”論時，兩岸之間，就蘊含了一個中共可能意識到沒有嚴肅對待的難題－－兩個自稱中央的政府如何安排。
從在中共的文獻來看，北京處理此一難題的方式，共有三種：
一是政黨安排：所謂“政黨安排”是指中共在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中，所提出的“兩黨協商”，以黨的平等協商，來決定兩岸統一的方式。但是此一模式並沒有獲得國民黨善意的回應，以後台灣的政治發展更加使得“政黨協商”成為歷史名詞。
二是制度區割：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方法，鄧小平總結了大陸改革開放發展的需要，提出一個“井水不犯河水的統一”模式。然而此一模式，並沒有回答統一前處理兩岸當局關係的方式，但假設了運作兩個制度的權力法人的自主性；台灣也拒絕了。
三是獨立經濟和文化法人：這不是平等的安排，台灣方面也無須回應。
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中共才覺察到可以用政權“委託”民間團體的方式，來避免政治安排的難題，以便相互接觸協商解決某些問題。特別在1992年底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兩岸終於找到在“一中”原則下，兩岸之間相互存在的方式；尤其是2008年馬“總統”上台後，兩岸兩會回歸原先的默契和共識，雙方不但順利互動，而且簽訂了多項協議，體現了兩岸之間，如何在“一中”原則下兩岸積極平等互動的新模式。
但是此一模式畢竟不是兩岸定位的全部答案，而且迄今為止，兩岸對此一難題－－兩岸政治定位，仍沒有新的探索。於是兩岸就不得不處在一方面解決許多兩岸間經濟、文化、行政以至司法方面的難題，但另一方面，面對兩岸之間越來越多高政治的難題，尤其是國際間如何共存的問題，無法解決，從而越來越成為損害兩岸之間在“一中”原則下已有的積極平等互動成果。
本文以為兩岸政治定位的難題，以現今的兩岸內、外條件，幾乎不可能尋得令各方滿意的答案，但是可以試探一個初步的答案，以便啟動兩岸的接觸，以尋找可能的方案。
以下本文先說明兩岸關係的本質，再尋找啟動兩岸政治接觸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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