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朝陽區教委審批了14所打工子弟學校，2005年之後，所有申請都“暫停審批”。“區教委說我們學校是扶持對象，要列為待審批的第1號。”東壩實驗學校校長楊勤說。結果沒想到等來的是8月20日的一紙強拆令。
朝陽區教委關停的手法也讓幾所學校校長感到委屈。“區教委社辦所先讓我們上報老師、家長、學生的信息和聯繫方式，然後在6月底到8月不斷給老師和家長發短信，告知我們學校已經被責令關閉，請老師和學生到分流學校去報到或應聘。”將台鄉育才學校校長劉繼貴說。
分流學校多為廢棄的公辦校校舍，交由退休公辦校校長或老師來委托辦學，減免一定的學費和書本費。“老師都還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校舍條件也未必比我們強，為啥就不讓我們辦了呢？”楊勤質疑。
自建學校難以接受的還有，若以“違法建築”的名義拆除，學校將得不到任何賠償。東壩實驗學校校董萬天兵說，除了辦學的利潤之外，如果學校納入規劃拆遷範圍，按慣例還將對地面房屋給予補償，一般是每平米1300元。有辦學許可的學校，還附加每平米500元的經營補償。“這樣算下來，一旦納入拆遷，我們學校應該有200多萬元的賠付。而東壩鄉有證的打工子弟學校的拆遷賠付，有的甚至可以達到上千萬元。”
“朝陽區東擴是北京市推進的規劃重點，未來朝陽和通州的拆遷會越來越多，而拆遷打工子弟學校的成本相對較低，這可能也會成為關停打工子弟學校的一個理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郭宇寬說。
在海淀區，政府對關停的4所打工子弟學校採用的是合同到期不續約、學生分流到公辦學校的做法。被強拆的紅星小學成為地主和房東經濟糾紛的犧牲品。房東敗訴後，地主清河小營物業公司強拆了校舍，校長謝振清當天被法院和警方限制自由，造成校內暖氣鍋爐、桌椅板凳等50多萬元的損失。謝振清氣憤之餘準備起訴，“幾方都推來推去，我都不知道誰該對我的損失負責，近期將找個律師代理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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