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玄洋社對不平等條約的反對首先是站在“尊皇”的立場上，其背後是日本主義的“神的國家”。因此，從本質上說，其對不平等條約的反對，無非是國粹主義框架下的排外主義使然。在這種情況下，對第二條中“民權”的維護，其實不過是裝飾而已，因為在皇權與國權並重的前提下，所謂“民權”只能是空話，更遑論日本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的民權。
“黑龍會”其實是玄洋社的衍生組織，1901年由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1874～1937年）創立，頭山滿為總顧問，以赤裸裸的國家主義為理論基礎，發行機關刊物《黑龍》，是戰前“大亞細亞主義”的始作俑者，也是在實踐上走得最遠者。“黑龍會”的名稱本身，即包含跨越中俄國界黑龍江之意，表明“大洋的日本”將取代“大陸的俄羅斯”，劍指中國滿蒙的戰略野心。
上個世紀20年代，一方面是經過“大正民主”，言論空間相對開放，日本有如一個思想實驗室，各種時興的社會思潮輪番登場，尤其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日本國內形勢發生深層互動，這些社會動蕩導致右翼思潮的變化和右翼組織的分化、重組；另一方面，一戰後的經濟恐慌加上關東大地震，使日本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左翼輿論對政府及其導致貧困化的政策的批判升級，矛頭開始指向政治家、財閥等特權階級，甚至出現了針對這些人的恐怖性攻擊活動。這種情況下，右翼的政治議題也發生變化，開始從國際問題轉型為國內問題，出現被稱為“革新右翼”的新動向。其中，最有代表性者為朝日平吾的個人恐怖主義與北一輝的國家改造主義。
前者把社會貧困的原因歸結為存在一個把大眾應平等享受的幸福剝奪了的特權階級，於是通過恐怖暗殺的“鋤奸”活動謀求恢復平等，實現社會正義，並親自踐行了對安田財閥創始人安田善次郎的暗殺；後者則以長達八卷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系統表達了其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被當時的右翼分子奉若神明，成為二、三十年代指導右翼的行動綱領，影響力不下於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議會政治日益捉襟見肘，軍部專政色彩與日俱濃，整個國家迅速滑向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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