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而，幕末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力倡“新的人間觀”和“忠誠論”，主張在虔敬天皇的同時，對女性和底層人，對“部落民”也要“無差別地抱有熱烈的人間共感”，以所謂“一君萬民”的超越性天皇觀，批判封建幕藩體制，其影響逐漸溢出水戶學的範圍，為近代民族主義的生成開創了道路。橋川認為，正是鬆陰的思想，使日本誕生了新的國家（Nation），同時也構成了近代日本右翼思想的基礎和來源。
因此，原本右翼思想是包含了對明治國家的批判要素的，決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文本。因為從古代日本發現了天皇統治的“平等社會”，所以從根本上放棄設計主義的政治構想，從而祈願“一君萬民”的美麗烏托邦得以呈現眼前，這就是“右翼”。而恰恰是其中某些非合理、非政治性的姿態，構成對明治國家的激進批判，坐下了引發後來一連串士族叛亂和自由民權運動及農本主義運動的動因。
回到三省堂版《戰後史大事典》，它在厘清“右翼”概念的基礎上，對“日本右翼”是如此定義的：“日本的右翼與民權運動是孿生兄弟，是作為對明治藩閥政府的統治的抵抗者而產生的。”通常，人們比較注意右翼的保守、國粹的一面，即其反民權、重國權的一面，但實際上，“孿生兄弟”的描述，則表明他們之間即使對立，也擁有共同思想淵源的共生關係。
需要強調的是，在日本的政治光譜中，“右翼”與“保守”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作為極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表達，“理想的過去”（特別是古代社會）成為前者政治叙述中預設的前提，以為回溯到過去，便能實現一個理想社會，根本否定基於人類理性的政治設計的可能性，主張一切交給形而上學的超越性之力，以實現“理想秩序”，有很強的烏托邦色彩；而後者則把當下看成是永遠的過渡期，力求通過漸進式改革來謀求秩序和穩定。其對實現所謂“理想社會”是完全斷念的，只是在若干相互糾纏的價值中，維持平衡，推進共識的形成。而民族主義，未必被他們看成是原初的永恒價值，只是作為特定政治共同體的一員，接受並重視其意志表達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