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經濟資本走向文化象徵資本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國際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的25%左右，1820年的時候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從1820 年到1870 年這50年間,中國經濟的制度性障礙,使得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1820年左右，西歐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達到了33.6%，遠遠超過同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5%。到20世紀後期，從1952 年到2005 年，僅僅53年,中國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國、日本加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前三強，中國這個歷史上的落後國家，綜合國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甦之路。這種復甦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
我堅持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經濟，軍事崛起，而在於我們的文化身份不清。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2.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文化牌
在西方現代性統治世界的近20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喪失了主動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中國在古今中西四個維度之間擺動，或認為自身歷史悠久，或崇拜現在的西方。人們一方面在忘記中國自身的傳統，一方面對西方這一他者總是霧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學習並沒有獲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內在特性，反而往往通過西方抹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沒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認同就將出現問題。在經濟起飛之後，全盤西化之中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東方文化？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麼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則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傳”，國家衝突需要去“解”，當代思想戰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眾媒體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滿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費享樂主義者，卻少有能夠擔當“天下”的大氣象者，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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