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將傳統文化中老莊思想與西方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力圖建設成具有中國特點的思想體系。由於當時的社會現實離他的理想太遙遠，王國維於1927年6月2日上午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故陳寅恪寫下了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這可以說是對於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生境界與學術精神相統一的表征，其中所揭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成為士人人格精神的座右銘。
四、陳寅恪的守望情結
陳寅恪，我國20世紀的國學大師，他的人生本身也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堪稱一段傳奇。他是一位中國文化傳統的忠實守望者，他留下的著述，只是平生廣博學說的冰山一角，但他的精神人格留下的寶貴無形遺產，已全部凝聚成他墓碑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堪稱先生盡一生心血譜寫的絕唱。
王國維生前與陳寅恪即為“許我忘年為氣類”的相知，二人在動蕩時局之下，都對傳統文化肩負著沉重使命感與憂患意識，並為其衰亡深深感到苦痛。1927年6月，王國維在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後，在昆明湖魚藻軒旁縱身投湖。他身後各種揣測紛起，在與王國維心靈相知的陳寅恪看來，這些皆為“流俗恩怨榮辱萎縮齷齪之說”，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替亡者宣告：“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說明“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性之興亡。”王國維並非單純殉於某個朝代、一家一姓，而是殉於傳統文化的衰亡：“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苦痛的道白是為王國維而發，但又何嘗不是出於陳寅恪的內心獨白。因為陳寅恪的詮釋，王國維之死得到了升華，其精神人格超越而得到了永生。王國維的死亡也給了陳寅恪巨大的震動和一生的影響，王國維沒有完成的事業要留給他去繼續完成，這歷史個人帶來的悲壯的使命意識使陳寅恪不禁“謬承遺命傷神”，這種自覺也促使他一生歷經苦辛而終不改其志向。即使在政治氣氛非常緊張的五十年代，面對北京向他的召喚，陳寅恪在《對科學院的回覆》中仍說：“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陳寅恪確實是用一生的時間去孤獨地實踐著獨立自由精神的實現。
雖然追求科學真理之獨立、自由之觀念來自於近代西方，但陳寅恪這種畢生追求的信念實與春秋戰國時孔孟所雲“士，志於道”何為相似。這種古典儒家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毅決絕，注定地造就了陳寅恪的悲劇人格。他出身名門，繼承了祖父陳寶箴與父親陳三立的家門學風，終身保持著名門士族的傲骨與清高。好友吳宓曾評價“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為中國近世之模範人家……先生父子,秉清純之門風,學問識解,惟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這種文化貴族的孤傲倔強心態使他更加不願向政治權威屈服，但也體會到更深的痛苦。早年流離中丟失了彌足珍貴的書稿資料，致使他計劃中的許多書未能見世人，顛沛流離的歲月毀壞了他的健康，更在創作力最旺盛的中年奪走了他的雙目，晚年更遭遇臏足之苦，同時忍受著極大的羞辱與折磨。這一切都注定了他早期宏偉的學術理想難以得到實現，屬命河汾的強烈願望與殘酷的現實在煎熬著他，他悲涼的生命情調浸染在詩歌中，留下了大量帶有“淚”、“傷”等字眼的血淚詩句。像王國維那樣選擇高貴的死去也許比繼續艱難生存要容易得多，但弘揚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的強烈生命意識促使他堅持在黑暗中鈎沉索隱，以口述而完成了經典巨著《柳如是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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