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8日電／電視劇版《手機》熒屏熱播，關於該劇的評論紛至沓來，幾乎都對該劇持肯定態度。電視劇成功地超越了電影版的主題，不僅貼近生活，而且突顯了當今社會的各種熱點問題。其中費墨這一角色從大學教授到電視台節目主講人兩種身份轉變前後的個人際遇和心路歷程，就折射出當下精英知識分子的一種尷尬境地。
費墨是大學里的美學教授，同時兼職“有一說一”欄目組的總策劃。然而沒有實用價值的美學和無人知曉的幕後總策劃，在社會上是“無人問津”的。該劇用了兩個細節來表現這一點，一是某餐廳五折金卡和八折銀卡事件，餐廳老板送給主持人嚴守一金卡，而送給同行的費老銀卡；二是筆記本電腦事件，贊助商為嚴守一準備了限量版的筆記本電腦，而對一旁的費老卻充耳不聞。但當費墨在電視欄目中用解讀美人來戲說歷史“一夜成名”後，立刻成為社會的焦點，受到眾人追捧。同一個教授，兩種不同的身份，卻有這樣天壤之別的際遇。更戲劇性的，則是費墨這個精英知識分子的心態：受到忽視時難堪心酸，備受矚目後又如芒在背。這是當下精英知識分子一種十分矛盾的心態：既希望純粹的治學帶來社會的關注，又害怕過度的“說書”丟失自己的信仰。對此，某青年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一個非常犀利卻不無道理的比喻：想做處女不甘心，想做妓女又覺得可恥。
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精英知識分子的理想是通過純粹的治學獲得社會對自己以及自己所維護的價值的關注；而“說書”似乎成了一把雙刃劍，得到社會的關注，卻要以破壞純粹治學為代價。
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弗蘭克.富里迪在《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中曾這樣說，“知識分子也許靠思想生活，但他們也必須為思想而活”。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在近代出現的，他們的精神傳統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標誌建立的。他們恪守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堅持自己的知識信仰。而這樣的精神傳統與說書藝人的角色是格格不入的。說書由來已久，它是我國古代的一種職業。說書藝人或在鬧市，或在茶樓，只憑巧舌如簧將很無趣的歷史渲染得詼諧幽默，吸引台下老少看客。他們只能算是當時知識分子階層中底層的那部分，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知識當做謀取利益的手段。即使當時的傳統知識分子也不屑與說書藝人為伍。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主要體現為“士”，有位古人曾經這樣描述“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萬世開太平。這是當時作為“士”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基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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