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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知識分子與中國人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從勢”的世俗功利性態度截然不同。 |
核心提示：根本的原因就是，“道從於勢”的依附性人格潛在地控制知識分子的行為，它使知識分子沒有一種真正獨立的學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現出具有濃重實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識。它教會了人們如何騎墻，如何變臉，如何逃避，如何討伐，如何攻擊，如何奉承，如何撒謊，卻惟獨沒有教會人們如何堅守、如何執著、如何超越、如何獨立。
許紀霖在《智者的尊嚴》中寫到，中國傳統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無它：代聖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經六義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說，中國的作為學統的“道”與作為政統的“勢”從來都不是相對立的，雖然孔子說：“從道不從君”。但說歸說，做卻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於各國君主之間，即為一例；孟子則更甚，宣稱“五百年必有聖人出”，“舍我其誰”。由此可見，在現實的社會中，“道”常常屈從於“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作為體現“道”的“天”是外在於人的不可目見的終極實體，由此為了現實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將“天道”俗化，並且聲稱“君主”即“天子”。由於先天地認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便不可質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體現，因此，國民對他的屈從成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麼作為它的化身，君主當然無需反省，更談不上懺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統治階級的層級里，等級越高，意味權力越放縱無邊、越無從約束。即便是將“法勢術”合為一體的韓非子的學說，也無非是在盡其所能地為權力的放縱無邊進行解釋。君王穿“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妨說正是中國傳統的線性特色：從來沒有兩個或多個並立對等的權威或主體，有的只是一層壓一層的等級關係，上層可以無度地傾軋下層，下層卻無法監督約束上層；在這樣一個關係語境中，人人都在為進入這一體系的最上層而相互傾軋，相互吞噬。“學而優則仕”便是最精當的證明。因此，在中國，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道”從於“勢”便成為必然。
由此導致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絕少有特立獨行之士。即便為人們所稱道的人格榜樣屈原、陶淵明又如何呢？其獨立人格也只是相對於帝王奴僕而言的，但在其內心，個人本體從來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沒有出現這種意識。他們的人格表現在為了表示自己對“君主—勢—道”系統的忠誠而不屑與小人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於“勢”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潛也罷，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問小人”層面，從來沒有上升到“問君”的高度。所謂“天下有道則軸之，無道則隱之”，可以概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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