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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說，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描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就是“奇跡”。 |
中評社北京12月15日電／《上海商報》今天發表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分析文章說，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描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就是“奇跡”。三十年前，沒有人敢奢望中國能夠取得這麼好的成績，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速度、開放程度和對全球經濟穩定的貢獻上。文章如下：
我想主要探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够在改革開放之後表現得如此出色，而在同一政黨的領導下，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卻非常糟糕？第二，如果有人認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1978年我們實施了改革，那麼，在20世紀80年、90年代有不少國家都進行過改革，為什麼中國可以一枝獨秀，而有的國家卻發生了危機甚至遭遇了崩潰？第三，今後其他的國家是否能够實現類似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所實現的改革開放成就？
我認為，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有潛力保持年均8%-10%的經濟增長率，並在20-30年內完成現代化進程。這是由於，發展的最重要動力是技術進步和創新。在這方面，發達國家走在前面，它們每實現的一步成就都是來源於其自主創新，它們要為此承擔巨大的成本和風險。而發展中國家還遠在國際生產可能性邊界之內，具有後發優勢，可以引進和模仿技術，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較快地照搬一些發達國家的模式來發展，因而可能在20年內追趕上國際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中國在1978年以前並沒有從這種技術進步中得益，原因主要在於，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在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中，產業和技術的選擇實際上是內生的。在一個給定時刻，每個國家的資本、勞動力和資源禀賦是給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禀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發達國家的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了數百年，勞動力相對稀缺，所以適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低收入國家的富裕要素是勞動力和土地，所以有競爭力的產業應該是勞動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然而，包括1949年以後的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想快速成為現代化的國家，所以大力發展重工業，但這違背了比較優勢理論，違背了中國的禀賦條件。中國發展的這些重工業，大部分在開放競爭市場中都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不得不保護他們，對他們進行補貼，這些都是對價格信號的扭曲，導致企業激勵缺乏。這也就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能够實現8%-10%的經濟增長的原因。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改革後的30年內實現了年均9.5%的增長率，而其他國家的改革大多失敗了？問題仍然在內生性上。當改革剛剛開始，人們並不明白，扭曲內生地來自於政府對缺乏自身能力的重工業的保護。許多國家試圖在“華盛頓共識”的指引下即刻解決這些扭曲。但是在給定存在這些缺乏自身能力的企業的約束下，對這些企業進行保護也許是一個次優選擇，立刻撤除保護則會把這個次優選擇的狀態引向一個第三優的狀態。中國所做的，第一是通過獎勵措施改善工業和農業部門的激勵；第二是採取雙軌制，一方面承認缺乏自生能力的產業的存在，繼續對其提供保護，另一方面解放過去受到壓制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理解扭曲的內生性，正是造成中國與其他國家改革結果迥異的主要原因。如果其他國家也能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它們也可以實現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
有兩種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競爭市場機制，由於產業選擇是內生的，如果沒有市場，企業就無從選擇。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競爭市場來顯示要素的相對價格，給企業家正確的信號，從而可以選擇正確的產業。但是我們也需要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加強激勵、改革制度、保護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並在必要時去除進入壁壘。在改革過程中，政府有必要提高信息，由於信息是公共品，如果有私人提供必然導致信息缺乏。政府還需要在改革中健全法律制度，使其適應市場化的進程。
總之，中國改革的經驗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東南亞、非洲和拉美國家在消滅貧困和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起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