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有關部門面對公衆提問的躲躲閃閃更加劇了人們的懷疑。比如在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起李樹芬的嬸嬸被剪去了頭髮關進派出所一事，甕安縣公安局副局長僅以“我們對她進行了詢問，詢問完後立即叫她回家了”，並沒有正面回答她是否被剪去頭髮。還比如有記者問到“有傳聞說元凶系縣委書記的親侄女，還有人說是副縣長的孩子”之時，黔南州政法委書記僅回答“縣委書記不是本地人，在甕安沒有任何親戚關係”，回避了副縣長之子的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得真相仍然迷離，其結果只會産生更多臆想與猜測。
7月1日晚，貴州省政府新聞辦、省公安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聯合公布今次事件的來龍去脈。從官方披露情况看，死者李樹芬跳河自殺的整個過程，人證物證皆具，死因明確。針對家屬對死者死因的質疑，騷亂事發前，上級公安局（黔南州公安局）還專門派出法醫對死者進行複檢，再次確認李系溺水死亡。如果當地政府將這些情况早些對外公布，相信不至於當地大批學生和民衆被謠言誤導，參與圍堵當地政府部門。爲了穩妥起見，7月2日，由貴州省著名法醫組成的專家組，又對李樹芬的遺體進行了第三次解剖檢驗，做出結論之後將立即對社會公布。
每一起看似偶發的公共安全事件背後，都有值得汲取與反思的教訓。據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在甕安舉行的群衆座談會上分析，從主觀上看，甕安縣委、縣政府對這一群體性事件處置不當、措施不力，最後才導致了惡性群體事件的發生。從客觀上看，則是一起“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公然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事件”。石宗源認爲，甕安事件的“深層次因素”就在於，“一些社會矛盾長期積累，多種糾紛相互交織，一些沒有得到重視，一些沒有及時解决，幹群關係緊張，群衆對我們的工作還不滿意。”
甕安縣作爲經濟欠發達地區，“6．28”事件還暴露出當地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複雜矛盾。黔南州政法委書記羅毅說，當地水庫移民搬遷、城鎮改造拆遷、煤炭和磷礦等礦權糾紛、國企改制等諸多矛盾交織在一起，一些部門在化解過程中，辦法不多。而且當地“兩搶一盜”和打架鬥毆等事件時常發生，年發刑事案件達到數百起，破案率僅爲50%左右。發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時偵破，積案較多，部分群衆積怨很深，成爲社會不穩定的“火藥桶”。
即便沒有學生死亡事件，也可能會有其它案件成爲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避免甕安事件並非不可能，而最根本的路徑還在於提高基層政府和官員的治理水平。可以說“甕安事件”，給地方政府敲響了“如何執政爲民、如何化解群衆矛盾、如何建立和諧幹群關係”的“警鐘”。
“6．28”事件的關鍵在於，面對這些深層次因素，種種複雜矛盾，當地政府平日是怎樣處置的？又怎麽問責的？是不是真正把群衆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面對這一突發事件，政府有義務承擔舉證責任，說明“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是誰？所謂“黑惡勢力”又是誰？是怎樣“直接插手參與的”？貴州不是拉薩，此次“挑釁政府”的一干人等也不是藏獨分子，當地政府有責任說明，也有必要反思，甕安打砸燒事件的蝴蝶效應是怎樣發作出來的？惟有正視並且反思，方可以讓我們重新看待甕安事件發生的原因，也將有益於避免下一個“甕安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