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22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21日發表題為“要預防中國思維的美國化”的文章，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文章認為，中國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內政和外交的經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建設中國思維的主體性。失去了這個主體性，思維被美國化或者歐洲化，中國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尤其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大國。文章摘要如下。
近來不斷有歐洲同仁問同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國也像美國那樣思維，那樣行為，那麼這個世界會變成怎麼樣？歐洲同仁的擔心主要是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些方面的行為越來越傾向於(至少在他們看來)美國化。
中國國際行為的美國化，一方面表明歐洲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國際政治話語面臨邊緣化的可能。歐洲感到它們的國際政治話語和美國不一樣，但較之美國的國際關係話語，歐洲擔心，他們的話語對中國影響不大。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歐洲一些國家看來，中美兩大國如果能夠和平相處當然對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如果中美兩大國之間的利益過於重合，那麼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兩大國就能主導國際局勢，從而使得很多國家的國際利益邊緣化。
從歐洲等國家的利益出發來提出這樣的問題，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如果再能深入一步，從中國的利益出發反思這個問題，意義更為深刻。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的確需要至少考量(如果不是回答)這個問題。
在很大程度上，這涉及到中國要在內部改革和外交方面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的問題，也因此是一個中國要成為什麼樣的大國的問題。
預防思維美國化
後發展中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往往盯住一個或者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向這些國家學習。這似乎已經成了一個規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在向像美國那樣的大國學習，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樣的小國學習。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應當說是中國全面向國際社會學習的結果。
但是，也不可否認的是，中美交往與合作日益加深，思維互相影響是必然的。在冷戰以後，中美關係涉及到中國諸多核心利益，例如台灣問題、北韓半島核危機和中日關係等。因為是重中之重，有關方面已經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
在中美關係方面，美國有關方面更是對兩國關係有關的各種項目進行多種形式的直接投資。種種因素促使中國對美國的研究在以往20年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從國別研究來說，美國研究在中國是最為先進的。
美國的社會科學話語並不具有普遍性。美國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經驗的總結和抽像。如果把美國的整套社會科學概念和理論機械地用於中國，不僅很難解釋中國的現實，更難發展中國的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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