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浩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呂紅兵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從權利淵源角度，公民在維護公共利益的情況下，需要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有關規定，來接受檢測、采樣等防疫措施，這可以說是一種權利讓渡。其次，從產生背景角度，健康碼產生的背景確定了其作為“數字抗疫”的功能，即健康碼應該僅用作於防疫過程中的信息化、技術化用途，并沒有法律規定賦予健康碼其他社會管理上的安排。
“疫情防控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防止疫情擴散并控制疫情；超出這個目的使用個人隱私，就是違法。”上海市太平洋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君強告訴記者，一方面，健康碼只是防控的一種技術手段，必須在法定疫情防控的權限內進行使用。另一方面，行政權力必須經法律授權，如果法律未授權責任人（可能是防疫辦、疾控部門等）就把個人隱私違法違規給到其他國家機關或單位，屬於濫用職權。
除此之外，上述行政法專家還告訴記者，目前，健康碼是一項用於疫情防控的技術措施，一旦超越合法、合理原則使用，後果不堪設想，“健康碼建立在智能手機處理的基礎上，那是否意味著沒有智能手機的人就無法跨省出行了，這也有待考慮；目前來說，健康碼這一技術措施是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民讓渡了自身的權利，但如果公民要行使其他權利時受到了紅碼的限制，那健康碼原本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
“健康碼綠碼紅碼的規定，類似於紅綠燈（紅燈停、綠燈行）的自動行政方法，這屬於自動化行政範疇。”相關法學專家對記者表示，在相關細則制定過程中要注意兩方面問題，第一，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需要有一定的平衡，行政機關的行為代表了公共權利，但并不是說行政機關就可以為了一切公共利益去傷害個人權利。第二，不能將公共利益泛化處理，也就是說，在行政機關做出強制措施行為的時候，也需要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來源：第一財經 作者：鄒臻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