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為重要的是，其實很多大學評價就不是依靠客觀指標，因為那些客觀指標極其有限，沒辦法全面評估一個大學的綜合實力，故而要增加一些主觀指標。
比如，學術創新如何，不單單是看那些已經產生效果的理論和技術成果，還得依靠同行來評價這些成果到底有多大；學生培養質量如何，總不能依靠少數幾個傑出校友來證明學校的學生培養質量好，主要還得依靠雇主聲譽調查；至於說社會服務，那就更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事，也得通過一些主觀設定的指標來衡量。
實踐當中，一些主要依靠客觀指標來評價大學綜合水平的排名，就受到不少詬病。
舉例而言，辦學資源（比如學校的財務情況、實驗設備與平台、師資力量等）多的學校，理論上其學術水平和教育水平就高。但這并不絕對，要是有錢就能把學校辦好，那還要學術底蘊、學術傳承等幹嘛？
一些辦學資源匱乏的大學，反而能够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但一些靠錢砸出來的新興大學，表面上排名很高，將很多人主觀上認為的傑出大學甩得遠遠的，這到底“科不科學”，本來就是科學孜孜不倦需要解決的問題。
大學功能如此繁雜，很多東西就不能量化。比方說，北大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對國家和社會的思想影響，至今還是沒有任何一所學校可以匹敵，這種歷史聲譽和社會服務水平，不是完成了多少項目、依靠聲譽調查可以量化得出來的。
同理，人大的學校和學科的定位就是和新中國的發展緊密相聯，這一定位所導致的學校綜合面貌，其實很難靠所謂的指標去衡量。
在這個意義上說，“指標”和量化思維在大學和學術評價上，本來就存在突出的矛盾。這一點，幾乎所有大學管理者和學術從業者，都清楚無比。一個正常的學校和學者，肯定不會把各類排名視作大學履責的指揮棒，頂多就是個參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