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調節局負責人就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問題回應稱，將按價格政策合理疏導發電成本，嚴格落實燃煤發電“基准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價格機制，讓更多電量進入市場交易，不得對市場價格在合理範圍內的正常浮動進行不正當幹預，讓價格合理反映電力供需和成本變化。
“不得對市場價格在合理範圍內的正常浮動進行不正當幹預”的主語是誰，值得思索。
在此次電荒出現之後，各地開始陸續出台政策，上海市在9月用新的政策取消了上述“不得上浮”的規定，內蒙古、湖南等地也出台政策，對上網電價的浮動進行了進一步的規定，開始在國家規定的浮動空間內充分挖掘的浮動潛能，多家媒體在報道時，用了“允許”一詞形容地方政府的舉措，也為市場化機制添上了一個無奈的注腳。
地方政府對上網電價的高度敏感不無道理。對於工商企業用戶而言，終端電價與上網電價息息相關，最終的電價成本取決於上網電價成本、輸配電成本與政府性基金，後兩部分較為穩定，上網電價的提高有可能會直接反應至企業端，從而對地方經濟增長帶來些許困擾。2019年12月，湖南省印發的《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形成機制改革的實施方案》一語中的，“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持續降低我省工商業用戶用能成本，參與市場交易的發電上網電量，2020年上網電價在基准價基礎上適當下浮，以確保工商業平均電價只降不升”。
在此次電荒中，地方政府對於上網電價態度的“兩極反轉”顯示的一個事實是這樣的：盡管電力市場化改革已經持續多年推進，但是出於不同訴求，非市場的因素依然廣泛存在，即使是政策已經劃出的市場化空間都尚未用滿、用足。此次“電荒”的出現在表面上與“煤電博弈”息息相關，但深層次，則涉及了更多主體的利益訴求。“市場煤”和“計劃電”持續二十年的博弈，需要改變的也并非僅局限於兩個市場，有更多的外部因素需要考量，這可能也是煤電博弈難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