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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學家都做了些什麽 地震預報的中國長征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6-11 10:24:45  


 

  還要堅守“群測群防”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士鋐表示,具有中國特色的“群測群防”地震預報工作目前已趨於减弱、消失,這是地震預報工作的很大損失,他建議,應實質性恢複“群測群防”地震預報工作幷全面增强公民對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心理承受力。 

  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長谷永新說,國家地震部門一直要求把“三網(災情網、宏觀觀測網、宣傳網)一員”建設起來,就是一個人身肩三職——宏觀觀測員、災情速報員、宣傳員。 

  “但‘三網一員’的經費很多是沒有的。”谷永新說,“北京市在十多年前定的標準是一人一月100元,現在都過去這麽多年了還是這個標準,物價都漲了多少倍了,好幾個區縣地震局都反映,希望能提高標準,現在已經沒幾個人願意繼續承擔這個工作。” 

  孫士鋐告訴瞭望記者,1966年邢台地震之後,地震部門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地震預報道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舉措就是開展群測群防工作,在各地的鄉、鎮都設有測報點,農村的一些電話員、鄉幹部都會觀察一些水井的水位變化,對一些宏觀異常進行觀測,然後將觀測到的信息報到當地的地震部門,這些信息量是非常豐富的。 

  “以前這樣做都是沒有報酬,自願的,現在都講經濟效益後,沒有報酬的事情慢慢地就沒有人再去做了。”孫士鋐說,這次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他正在雲南作調研,發現上世紀60年代建立起來的一些群測群防工作基本上都沒有了,這對於地震預報工作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大地震發生前的兩三天作出臨震預報,主要有兩條重要的判定依據,一是小震活動明顯的增强,水位的異常,地磁的異常等;二是出現大量的宏觀異常,老鼠滿街跑,動物園的老虎、獅子不吃不喝或者鬧,牛馬不進圈,這些大量的信息都是依靠老百姓,依靠當地農民報告的。”孫士鋐說,1975年2月4日遼寧海城7.3級地震發生的前一天,小震活動明顯增强,其他宏觀異常被觀測出來了,群測群防實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正是這次成功預測,奠定了中國臨震預報的世界領先地位。 

  專家表示,目前公衆對地震的心理承受力很低,非常容易因自身的慌亂導致人身財産的損失,在今後的一段時間,必須通過群測群防,加强公衆在地震方面的一些必要的自救、預防的科普教育。 

  谷永新說,從防震减災知識的宣傳來說,雖然這幾年和自己比有進步,但對突發事件的防禦幷沒有深入到老百姓的意識裡面去,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我們現在的苦惱是,想宣傳,但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稍一宣傳,市民就以爲要地震了,更加不敢隨便組織演習。”谷永新說,理想狀態下,對防震减災的宣傳、演習本來應該形成一種常態,但現實狀况是,連“地震局”都變成了敏感詞匯,似乎一出現就能帶來某種程度的恐慌。 

  谷永新說,自從非典以後北京專門成立了北京市應急委員會,下面設了13個專項指揮部,北京市地震應急指揮部是其中一個,這說明北京市已經意識到對突發事件處置的重要性,對地震還是比較重視,但對公衆的宣傳方面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影響較大的宣傳基地。 

  “幾年前,中國地震局在香山建了一個地震科普教育基地,但很小,也沒多少人知道。”谷永新透露說,北京市正準備建設一個防震减災中心,其中要拿出2000多平方米做科普宣傳,他建議建成一個像北京科技館那樣具有實踐性的公共館,“至少要多幾個‘震動台’,讓每一位公民都能有興趣帶孩子去體驗各級別的地震,形成良好的心理承受力。” 

  據了解,日本這類的“公共安全館”很多,日本的民衆幾乎都通過模擬多次親身體驗過,體驗過地震是怎麽回事,所以當大地震來臨時,往往能够較冷靜地應對,及時展開自救互救。 

  據谷永新介紹,目前北京市各區縣的宣傳工作,主要都是編寫材料、發放小册子。“也有很多學校會自發地請地震局的專家去辦講座,做一些很小的演習。” 

  谷永新認爲,這樣的形式可以形成一種常態,建立制度,讓防震演習像一種“課程”那樣認真實施,“可以半年一次,在學校、工廠、工地、社區甚至各單位,尤其是我國的多震區更應該有計劃地堅持實施,只靠發放資料、看展板是無法實際掌握自救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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