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大躍退”
晚明時期，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在構築一種商業化、數目化的體制方面，尚遠不及宋代。明清的財政經濟政策具有連貫性，它是由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一手設計，可稱為“洪武型”的財政經濟政策。其特點是徹底放棄商業化的努力，財政經濟退回到以廣大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可以說是宋朝政策的“大躍退”。
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印象惡劣，他曾說：“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農抑商，以最落後的經濟部門—廣大農村為財政稅收之基礎，將大帝國建築在小農經濟之上，厲行節儉，注重均平。明朝統治者打擊工商業經濟，商賈之家不許穿綢紗；百姓不許泛海，對外貿易以進貢名目由禮部掌管。他又連興大案，對富戶豪門進行大力打擊，“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這樣確立了全國小自耕農為主的基礎，保證了帝國農業自然經濟的本位。
這就意味著政府不再發展商業，不再追求用提高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效率來增加社會財富，而是完全回到小農經濟時代，政治上也簡化了，有利於中央集權，也因此而好控制了。但文明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環。
自此，整個大帝國變成無數個村莊之集合，全國經濟成為一個龐大的扁平體，除了千萬個小農家庭，就是統治者了。黃仁宇看到，“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戶抽稅的國家。”民眾直接面對國家，沒有獨立性的中間團體的阻隔。稅收由國家直接向廣大小農徵收，涉及面極為巨大。沒有中層的商業化的代理機構的間接管理及各種審計、會計機構的監督，也沒有適當的司法程序來維護，政府機構又由一班文學之士來主持，對地方的人戶、田土、物價等實際情況就很難做到切實了解。可以說，數目字管理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基本都消失了。
晚明時期，中國的商業經濟又有較顯著的發展，被許多人稱為“資本主義萌芽”，但據黃仁宇的研究來看，晚明時期在構築一種商業化、數目化的體制方面，尚遠不及宋代。金融貨幣可作為商業化體制發展的一個指針，但據黃仁宇及諸多其他明史專家的估算，明代全季鑄錢當不出千萬貫，僅相當於北宋兩年的鑄錢量。很顯然，與宋朝相比，明朝距離數目字管理的現代商業社會更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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