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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崛起，是美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兩難。 |
中評社訊╱題：軟實力與中國的崛起 作者：孔寒冰（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
．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念，但是，這些道德觀念既有無時代限制的傳承性，又有受時代限制的更替性，前者如核心價值觀，後者如具體的行為規範。於是，傳承和更新道德觀念就成了大國崛起的前提。
．崛起道路不能錯，這是檢驗大國素質的重要指標。正確的發展道路首先應當是能順應歷史的潮流而動，能夠得到世界的普遍認同。
．能夠在競爭的世界中崛起的大國，不一定不出錯，但一定要儘量不出錯或少出錯，且有糾錯機制。
．時時有憂患意識，時時盯著自己正面臨的和將會面臨的種種危機，才會主動地、盡全力地採取措施解決和預防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憂患意識再多也不是對“盛世”的否定，相反會成為它的“保護神”。
時下，人們談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主要依據一個或幾個硬性指標。比如，以GDP的總量來看中國已經超過哪些國家了，排名世界第幾了。再比如，以軍費總量的增加、戰機的先進程度和是否在造航母來看中國可以與某國對抗了。如何評價它們先姑且不論，問題在於，光有這些硬性指標，中國是否就能夠崛起？崛起與否往往要通過橫向比較、視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而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國崛起帶有很強的競爭性，勝出的才是崛起者；而決定能否勝出除了硬實力外，還有軟實力。學者們提出的“軟實力是硬形象”、“軟實力致勝”等觀點，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更新與重塑過程道德觀念
軟實力是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提出的，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也有多方面的表現，其之一就是道德觀念。
道德是由傳統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維繫，並以善惡進行評價的原則規範、心理意識和行為活動的總和，很難用好與壞、先進與落後來衡量。但是，道德水準是否與一個國家某個時期的整體發展相適應，實際上也是評判大國發展的一個尺度。早在上個世紀，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就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倂為一談。他把資本主義的發展視為“世界市民化”的過程，其外在層面指的是社會倫理的合理化和契約化，而內在層面指的是信實、勤儉、禁欲的德行。另一名德國學者馬克斯•舍勒也提出，資本主義首先不是財產分配制度，而是整個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只有當資本主義類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了存在的根據，改造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時間再早一些，法國人拉貝萊說得更直白，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不管如何評價這三個人的觀點，但是，他們從道德視角來觀察大國興衰的做法，至少還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
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念，但是，這些道德觀念既有無時代限制的傳承性，又有受時代限制的更替性；前者如核心價值觀，後者如具體的行為規範。於是，傳承和更新道德觀念就成了大國崛起的前提。以西歐國家為例，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和成為世界大國固然是它們崛起的標誌，但別忘了，在它們出現之前發生的卻是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可以從多方面解讀這兩個事件，但是，它們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衝破了中世紀宗教道德觀念的羈絆，解放了思想。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天主教徒崇信的帶有集體性格的良心被以匹夫匹婦個人為主的良心所取代，道德觀念完全更新了。正是由於樹立起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觀念，這些國家才開始了對外進行擴張、征服，對內無情地斬斷“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的崛起過程。
除以基本的價值觀念之外，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有帶有時代特徵的道德規範。以自我為中心的道德觀念雖然是大國崛起的前提，但是，它在形成之初帶有嬌枉過正和不完善的特點，因此，動態地塑造新的道德觀念也是大國崛起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崛起之初，那些大國們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都扮演著魔鬼和天使的雙重角色。比如，它們多用血腥手段將世界上落後地區的國家拖入近現代化的過程，用“羊吃人”和血汗工資的方式推動著社會進步。然而，隨著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成為連結世界、傳播文明的載體，隨著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和完善化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西方國家扮演的魔鬼角色在變小、在淡出，而天使的角色在變大、在凸顯。在這過程中形成的不僅有靠強制手段來約束的法律制度，還有靠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繫並以善惡進行評價的道德觀念。就後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個人又回歸了社會，即我先是某一國的人，然後是一國之內某一地區的人，最後是某一具體單位的人，同時還形成了誠信守譽、博愛助人和遵守社會秩序的自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比較普遍而堅實的道德觀確保了西方的市場經濟能夠順利發展到今天。總之，西方國家在崛起的內容，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機制之外，還有與這種民主制度和市場機制相適應的道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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