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東民主化浪潮 衝擊美國功利政策
1、石油主導一切 美歐對利政策充滿功利
美國總統奧巴馬打破了數日的沉默，直截了當地對卡扎菲血刃國民的行為表示了憤慨。對中東這一輪街頭浪潮，美國打出了“支持民主”的旗號，不過，這句話在世界普遍受到質疑。一位學者說，無論是打“盟友牌”，還是“民主牌”，其面孔背後只有美國外交界長期流傳的一句話：“誰控制了中東和它的石油，誰就擁有世界”。（寧夏《新消息報》）
阿拉伯世界的連鎖起義顯然讓美國和歐洲以及與陷入騷亂的國家結盟的阿拉伯統治者大感意外。西方領導人在與那些承諾提供廉價石油和保持國內穩定的獨裁者結盟時，也在向他們宣揚自由和民主原則。他們對阿拉伯革命的反應正在發生改變。一開始是吃驚和不知所措的猶豫不决，現在，西方的言論已變得較為鎮定。然而，他們的表現似乎仍然不夠，尤其是在面對越來越瘋狂的卡扎菲時。
阿拉伯世界的危機無情地暴露了西方，首先是歐洲領導人，與中東獨裁者之間的良好關係。英國、法國、意大利都想從卡扎菲政權獲得石油和貿易機會，因為渴望獲得石油以及希望獨裁政府保持穩定，西方領導人對阿拉伯國家的政策存有盲點。
卡扎菲上校的反對者希望西方大國至少將利比亞強行列為禁飛區，以防止卡扎菲政權用戰鬥機轟炸他們，或雇用更多雇傭兵來攻打他們。在利比亞和中東，不僅僅是一個暴君的命運處於危急關頭，歐洲和美國的聲譽也面臨考驗。（英國《金融時報》）
2、美國被指不公 兩個標準應對中東內亂
近來，兩個惹上麻煩的國家為避免出現讓埃及政府倒台的那種情况，都採取了鎮壓抗議者等做法。對於這兩國政府，奧巴馬政府的反應截然不同。對伊朗這個受到制裁却依然發展使它與西方發生分歧的核計劃的國家，奧巴馬政府可以說是在鼓勵抗議者走上街頭。而對巴林這個重要的戰略盟友，美國政府則敦促該國國王消除人民的不滿。奧巴馬總統指責伊朗領導人虛僞，說他們起初鼓勵埃及的抗議活動，稱其為伊朗本國革命的繼續，接下來却對以此為理由走上街頭的伊朗人實施鎮壓。他接著敦促抗議者鼓起“勇氣，從而表達自身對進一步的自由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府的渴望”。但在談到包括巴林在內的其他政局動蕩的國家時，奧巴馬却給這些國家的政府而不是抗議者提出了建議，解釋該地區的外交已經到了非常棘手的地步。
美國完全不一樣的處置標準，是非我們姑且不論，可是連美國的媒體也難以再忍受，對此發怒和聲討起來。 由表及裡剝開那些光面堂皇的外衣，我們看到的實質是美國維護其國家利益為重，採用什麼的標準，那就是看怎樣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利。美國的確是在全世界推廣其民主價值，可是美國政客清楚，民主與否，其實是要看人看對象的，只要是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用，即使不民主美國照樣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如果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利的時候，即便是民主的產物，美國照樣反對，甚至是想方設法顛覆。（廣東大洋網）
比如，非洲國家蘇丹，因為執政的蘇丹總統巴希爾不聽話，美國就以蘇丹鎮壓南部為理由制裁蘇丹，並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通緝蘇丹總統，還一再指責中國偏袒蘇丹，可是蘇丹相鄰的突尼斯，此次下台外逃的前總統阿裡，却因長時間親美親西方，即便他貪污腐敗推行獨裁，美國仍然一直力挺，從來予以肯定，直到這次中東風暴下台為止；
又如，被美國視為後院的拉丁美洲北美，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公開與美國作對，美國就想方設法搞垮他，甚至是組織軍事政變推翻；洪都拉斯也是這樣，前總統塞拉亞親近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美國依然在幕後用黑手動員該國親美力量于2009年發動軍事政變，使得民主選舉的總統塞拉亞流亡國外，美國還假惺惺用維護民主的名義，從中調停斡旋，口頭呼籲“恢復民選的總統”，實際上却暗地裡支持政變上台的勢力。
這一次，巴林和伊朗兩個國家都如同烈火燃燒一樣，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內亂，鑒於前車之鑒，兩國為避免出現突尼斯以及埃及兩國領導人灰溜溜下台的慘痛情况，均採取了主動措施鎮壓，甚至不惜開槍致死人命。然而，面對兩國相同的內亂和相同的鎮壓，美國採取的對策就明顯大不同，典型的兩種標準對待。對巴林是一標準，奧巴馬並沒有提到巴林的暴力活動，却給該國家政府溫柔指點，提出了建議，而不是鼓勵抗議者，解釋說該地區的外交已經到了非常棘手的地步。美國政府高官也強調說，伊朗和巴林之間有著極大的不同。對伊朗又是另一標準，除了大力指責伊朗領導人虛僞鎮壓，更煽動鼓勵敦促抗議者繼續鼓起勇氣起義，“從而表達自身對進一步的自由和更具代表性的政府的渴望”。（美國《紐約時報》）
3、盟友搖搖欲墜 美國中東政策瀕臨破產
美國的中東政策，在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中搖搖欲墜。在突尼西亞和埃及，民眾持續不斷的非暴力示威，成功推翻了鐵腕人物的長期統治，穆巴拉克30年的統治，在解放廣場18天的口號聲中崩塌，穆巴拉克之前沒有想到過，華盛頓同樣沒有想到過。儘管利比亞強人卡扎菲誓言血戰到底，但是，他也正在遭遇眾叛親離，無法逆轉中東變化的大局。（美國《華盛頓觀察》）
在讓穆巴拉克一舉成名的中東10月戰爭之後，美國主導了延續中東30多年“相對和平”的大衛營協議，其支柱就是埃及與以色列的關係。沒有埃及，沒有穆巴拉克，中東的“大和平”就難以維持，在好幾次局部衝突的危機中，美國依賴埃及的斡旋，才能化解危機，維持不戰不和，或者說“不死不活”，“准冷戰”的中東大局。在這30多年中間，儘管有中東和平路線圖等構想的提出，以及最接近以巴和平實現的奧斯陸協議，從總體來說，美國沒有推動過中東長久和平的政策，也沒有支持過她所楬櫫的民主進程，更沒有捍衛過美國提倡的人權，當然，也沒有展開富有成效的宗教對話。
從更深的層次來看，埃及和中東的變局，證明了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並非如外界想像。美國當然支持穆巴拉克，支持約旦，支持沙特阿拉伯的統治者和皇室，給與他們數以億計的美元援助、武器援助，但是，這些援助是否為埃及等國的經濟和民生發展“注入動力”，還是為穆巴拉克的“私人金庫”添磚加瓦，未來在清算穆巴拉克龐大的私人資產時，就可以窺到一斑。同時，美國的石油大財團就與這些皇親貴族、政治精英們大做生意，以至於被人詬病美國的中東大政策，甚至是戰爭政策，都是為了“石油利益”打的。利益集團的“共犯構造”，最能說明美國與中東和北非一些親西方國家的關係。（美國《世界日報》）
中東自發的民主浪潮，產生的不一定是親美的政權，更有可能的是激進伊斯蘭組織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獲勝，當年哈馬斯在西岸的勝利就是最好的證明。從某種程度講，激進伊斯蘭勢力的壯大，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美國中東政策的破產。賓拉丹和穆巴拉克，從兩個極端反映了美國政策的“自食其果”，而廣大民眾的聲音，華盛頓一直充耳不聞。穆巴拉克們時代的結束，為中東腐敗的強人政治敲響了喪鐘，也給美國迄今為止的中東政策，打上不及格分。（法國《世界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