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衆離心甕安不安 看似偶然實屬必然
1、漠視社會矛盾肇禍 黑惡勢力不是騷亂根源
少女落水，警察沒有積極施救。處理案情，警察簡單武斷。群衆情緒激化，開始游行示威，在長達4個小時裏，縣政府置之不理。群衆與警察發生衝突，警察强力鎮壓，事件初步平息，縣裏即定性爲惡性暴亂，再度激起民憤。而這些對立的背景，即是長期以來民衆鬱積的對于地方利益分配不公、官員枉法得不到紓解的民怨。（北京《中國青年報》）
其實，甕安“6．28事件”是典型的“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群體性事件，許多參與事件的人只是借機發泄自己的情緒。這類事件往往事前無明顯徵兆，一旦有了導火索，便會迅速演變，規模和行爲的激烈程度都迅速擴大，處置起來難度很大。由于當地治安狀况惡劣，人民生活缺乏安全感，城市管理者既無力改變現狀，又遇事以冷漠、壓制爲主，甚至還出現“官黑合流”的個別現象。因而導致了部分群衆産生强烈的對立情緒，積怨很深。而此時發生的少女李樹芬落水案，不過是點燃稻草的導火索罷了。令人痛心的是，事發之初地方政府的處置方式，實際上助燃了群衆的情緒，局面終于不可收拾。避免甕安事件幷非不可能，而最根本的路徑還在于提高基層政府和官員的治理水平。（北京《新京報》）
在貴州省隨後的一系列聲明中，黑社會組織均被稱爲是導致“6．28事件”暴力升級的罪魁禍首。一些當地幫派如“玉山幫”、“鶏家幫”被“從甕安這個辣椒罐子裏刨了出來”，成爲現在中國最知名的“黑社會幫派”。不可否認的是，雖有“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燒”，但更有“大規模人群聚集圍堵政府部門”。如果沒有“大規模的人群”參與，縱有少數不法分子作亂，也不可能發展到燒毀公安局、縣委大院的地步。除了少數別有用心者，這起事件也直接體現爲一些“不明真相的群衆”對地方政府執政力的挑釁。因此我們還必須正視，爲什麽一些群衆如此輕易地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所煽動利用？這“少數別有用心者”都是誰，用心何在？他們爲什麽能超越地方黨委、政府長期建立起的權威與公信力，而煽動起群衆參與暴力事件？顯然，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明確的回答，將很難解釋這樣一場突發性暴力事件的起因，更不足以讓我們從中吸取教訓。（上海《新聞晨報》）
2、專政手段對付民衆 地方政府執政思維痼疾
我們看到，“6．28事件”中，不法分子的攻擊和損毀目標十分明確。他們對準黨委、政府和其它重要的權力部門，損毀的全是包括黨委、政府、公安和民政等主要權力機關的房屋，幷無一例民屋被毀的報道。由于治安不好，破案率低，當地群衆與公安勢同水火。本刊記者連日來在甕安縣城采訪時，明顯感覺到這種對立情緒。7月3日晚21時，記者在紡織品公司宿舍裏看到，由二三十個群衆自願組成的服務隊，正在爲前來維護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餃宵夜。紡織品公司下崗職工聶勛貴說：“他們來了像青天一樣，平時社會治安太不好了，搶人的多，晚上七八點鐘就有人被搶，晚上我們都不敢出門。他們來這幾天我們感到最安全。”正在吃水餃的一武警官兵對記者說：“當地群衆非常熱情，非常善良，白天給我們送礦泉水，晚上給我們做宵夜，把我們當一家人了。但群衆對當地公安人員却不是這樣，我們把他們送來的礦泉水送給同樣站崗的當地公安時，他們甚至指責我們，幷明確表示不願意把自己掏錢買來的水送給當地公安。”（北京《瞭望》）
日前，遭免職的甕安縣原公安局長申貴榮“出人意料”地接受了媒體的采訪。記者問:你覺得公安的權威是什麽時候消失的？申貴榮說:我們的權威早就沒有了。我們機關經常被衝擊，比如，去年4月，玉華鄉村民和礦産開發商發生矛盾，我們去調查，最後以擾亂社會罪，抓了幾個村民。這下子，玉華鄉的村民不幹了，一下子糾集了好多人來衝擊我們縣公安局刑警大隊。我當時正因膀胱癌在醫院開刀，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悲觀，做了這麽多年警察，出現這種事，真是公安的耻辱。我們不由得要追問:是什麽讓公安的權威消失，是什麽讓公安動則“得罪”老百姓，是什麽讓群衆對公安充滿仇恨？（北京《中國新聞周刊》）
負主要責任的應當是“用專政手段對待群衆”的地方政府執政思維。越是社會矛盾凸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往往越缺乏耐心、缺乏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尊重，乃至出了矛盾後，過分迷信“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動用警力進行强力壓制。如石宗源所說，“一些幹部工作不作爲、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綫，群衆意見很大，不但導致幹群關係緊張，而且促使警民關係緊張”。按照申貴榮的計算，這幾年針對群體事件，當地公安機關出動百人以上的大行動就有五次，這其中包括礦權糾紛、移民搬遷、房屋拆遷等等。在這種情况下，把老百姓都“得罪”完了當然是不奇怪的。可能也正是因爲公安機關在這方面投入太多力量，導致其在維持社會治安方面無所作爲，加上自身又存在嚴重腐敗，因而，警民關係緊張。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社會主要矛盾就演變成了幹群矛盾，爲群體事件的爆發埋下了誘因。這一點可以解釋，爲什麽民衆會集中起來衝擊當地公安機關。（北京華夏經緯網）
3、抓了經濟丟了民意 甕安事件幷非孤立事件
甕安縣內礦産資源豐富，近年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却和群衆利益不同步。多位受訪幹部指出，經濟發展上去了，民意支持下去了，是甕安“6．28事件”發生的大背景。專責處理甕安事件的中共省委副書記王富玉的分析更爲詳盡。近年來，甕安縣經濟確實在高速增長，但在移民搬遷後期扶持、違章建築拆除、礦權糾紛處理、國企改革改制中，沉積的有影響的重點信訪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種矛盾糾紛沒有得到及時化解。大量積案和積怨的存在，導致官民關係緊張，民衆中出現了仇官、仇富心理。（重慶華龍網）
過去十幾年來，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是各地政府官員追求的主要政績目標，然而，少數地方政府往往爲了經濟增長政績而過分保護某個群體、甚至毫無顧忌地損害普通民衆的權利和利益，固然可以在中短期內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長期來看，必然導致嚴重後果，由此創造出來的財富越多，群體間的敵視就越深。其中最尖銳的是官民、貧富之間的敵意。這種敵意不斷積聚，最後就會在無人能够預料到的時間、因爲一件無人能够預防的小事件，而演變成具有極大社會和政治衝擊力的群體性事件。近年來，這樣的事件已經頻繁發生。（山東齊魯熱綫網）
從近幾年全國發生的相關群體性事件來看，甕安事件絕非個案。李樹芬溺水死亡只是甕安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導火索”，“黑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也僅是對整個事件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深層次因素”才是導致事態惡化的必然因素。（廣東《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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