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醫改正在過大關 能否糾偏極端重要
1、漠視公衆利益 “看病不貴論”不能等閑視之
如果曾副局長要把他認爲的“在中國看病最不貴最不難”作爲把脉醫療改革的一個事實前提，就不能等閑視之了。支撑曾副局長的“不貴不難”，主要從醫生與醫院的立場而發。他引以爲據的“中國專家門診的診金是7元，但是國外要請一個醫生看病，診金是300元”，的確不假。但是，醫技的“不貴”却沒有讓患者受益。一個處方單子上的天文賬單，一個常見病就被建議拍這個X光做那個核磁，讓人不敢進“門”。類似現象，幷不少見。醫生們的“技不值錢”，尚能通過“以藥養醫”模式“堤內損失堤外補”。廣大患者却不僅需要承擔起如曾其毅也承認的“沒有互助共濟體系”的政府失職，還得承受“以藥養醫”轉嫁過來的不合理制度成本。（上海《新民晚報》）
以什麽樣的立場來看待幷設計、推動醫療衛生制度改革，備顯重要。如果不把公衆利益置于首位，醫療衛生部門總是從部門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自然會得出“看病不貴”這一與公衆感受大相徑庭的結論。推進改革時，也往往會對醫療服務項目價格的提高最爲熱衷，行動最快。這樣“主次顛倒”的結果，就可能導致改革走入誤區。（河南大河網）
2、擴大救濟渠道 全民醫保當成醫改突破口
儘管曾其毅“修車與修人論”聽著不是滋味，但還是道出了目前人們遭遇的窘境：我們車輛有著還算健全的保險體系，遭遇不測有著保險體系的支撑，但是我們相當一部分居民却沒有類似的保險體系支撑，很多人在醫療中面臨著不可預測的風險。而醫療中的風險關鍵在于，一系列産業化的政策，使得人的健康成爲別人賺錢的工具，而不是被切實保護的對象。生病在缺少社會保障體系制度的情况下，足以讓中産者破産、無産者喪命。（北京新華網）
其實，看病難與貴，幷不能單純看醫療的絕對價格貴不貴，而應該看公民的健康權是否得到充分的保護，是否有著方便的救濟途徑。權利無保障，即使價格再低廉，也會有無法承擔的民衆。而權利有保障，再高昂的醫療費用，人們也能明確自己可以得到什麽。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將醫療服務的價格進行技術性的比較，而在于在國家的醫療體系中，人居于何種位置，國家給個人以什麽樣的呵護。（廣東《深圳商報》）
3、醫改方案之爭 醫療體制核心問題難定論
對于新醫改方案，公衆的熱盼與政府的謹慎，展現了一個現實：醫改制度設計本身就是世界性難題，放在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地區、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尤爲棘手。
同時，現有政治體制下，每項政策制定背後都會映顯部門和個別群體利益，利益之爭有時甚至超過了對醫改理論本身科學的探求。而且，公共政策制定的難度，在于沒有現成的完美模式可鑒，這在醫療衛生體制方面更爲突出。因此，醫改的路徑之爭顯得不可避免。（廣州《21世紀經濟報道》）
無論是前期“醫改不成功”之爭，還是後來新醫改方案之爭，爭議集中在改革醫療體制的核心問題：籌資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如何構建？簡言之，醫療費用從哪里來？醫療服務如何提供？
其實，最大的利益之爭來源于部門。按現行中國行政體系，與衛生相關的部門，窄口算有兩三個，寬口算則達十幾個。顯然，這麽多部門“坐在一起”討論醫改，如何協調方方面面的利益就成爲關鍵。業內人士分析，公衆熱盼新方案公布的時間表一拖再拖，也證實了協調利益的難度。（天津北方網）
觀察者看到，不同路徑醫改思路，在分析對方觀點存在的缺陷時，均指向政府監管能力。如反對“補供方”者質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管理手段，避免公立醫院效率低，及在壟斷狀態下的質量問題。反對“補需方”者則直指醫保機構(目前均爲政府主辦)未能實現控制醫療費用，購買優質服務的職能。因此，無論選擇哪種醫改路徑，政府監管和機制設計——尤其是規範政府權力邊界，智慧設計監管制度及有效執行——至關重要。（北京中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