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站著說話不腰疼 彰顯中國醫療不公
1、官員不恤民瘼 副局長看病不能代表民衆
人們不要忘記曾其毅委員的身份——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一個既有醫療體制的受益者，站在本群體利益立場上自然不會嫌看病貴，越貴對自己越有利。而且曾副局長的領導身份可以讓他避免排隊就醫、送紅包就診等一系列煩惱；而他的公費醫療也可以讓他感覺不到治療費用的昂貴。一個看病從不掏自己腰包的人，以他的切身感受而言，在中國看病的確最不難、最不貴。（北京《中國青年報》）
衛生部某高官曾經披露過的一個數據：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爲850萬以黨政幹部爲主的群體服務的。許多地方局級以上領導幹部，都持有三級醫院的幹部醫療卡，不但打針吃藥，連住院吃飯都用不著自己掏錢，每年還可以享受携帶家屬的“療養”，有專門的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和度假村。享用著這麽多的醫療費用，享受著這麽周到的醫療服務，當然感覺“看病最不難最不貴”了！（廣西桂林網）
2、屁股决定腦袋 爲“看病難看病貴”推卸責任
曾其毅說：“‘修’一個人一百多覺得貴，‘修’一個機器、換一個汽車零部件要幾千塊却沒人覺得貴，這是價值觀不對。”其言外之意是，公衆看病難、看病貴不是政府的原因，而是公衆自己價值觀的問題。這一觀點明顯是轉移矛盾。（北京《法制晚報》）
有道是“屁股决定腦袋”。看病不難、上學不貴、房價不高，這樣的“精英話語”非但不能說明公衆的觀念有問題，反倒道出了少數社會精英的觀念有問題——推卸責任比解决問題更重要。中國的精英在與發達國家比較民生消費價格時，常常習慣于選擇性與回避性。例如在比較看病誰更貴時，回避了有些國家的診金可以管用幾個月甚至一年，回避了國民之間的收入比以及開不起汽車的窮人；呼籲人們尊重醫療技術時，回避了醫療體制“以藥養醫”與“以械養醫”的潜規則還沒有打破。（上海文新傳媒網）
3、歪論不堪一駁 生命可貴就應當看病價高？
如今，看病貴是大家公認的事實，曾其毅副局長却“敢說”“其實在中國看病幷不貴”，“看病最不貴是中國。”爲此，他還“創造”了“生命可貴就應看病價高”的理論說，“大家對生命、醫療技術不够尊重，所以就覺得看病貴”。生命當然可貴，但我們絕不能因爲“生命可貴”就得出“看病應該價高”的結論。你可以說一個人花光所有錢財爲親人治病是對生命的尊重，但你不能說他冤枉錢花得越多便對醫療技術和生命越尊重。（北京中國網）
醫療技術的最高尊榮正體現在治病救人上，醫者放弃了對這種職業尊榮的追求，以金錢度量技藝尊嚴，見錢才動手術刀，這才是對生命和醫療技術最大的不尊重。請問，患者看個感冒願花多少錢，才顯得尊重自己的生命和醫生的技術？而正是由于人的“生命可貴”，政府就更應該想方設法降低廣大人民群衆看病的花費，使人人“病有所醫”。（雲南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