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作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越演越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但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1972/1983）。
五四時期，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不瞭解歐洲啟蒙運動的根本精神，是從各種不同角度反思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的宗教形上學，而用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跟著反《易經》的形上學，完全不瞭解《易經》和《聖經》在中、西文化系統的重要位置。當時主張“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以錢玄同為首，掀起了一陣“疑古”的風潮。在“科學主義”風行的時代氛圍裡，他自稱“疑古玄同”，對於史書上的記載都要抱持懷疑的態度，細加考究，更不要談史前的傳說。當時主張“全盤西化論”還發生了一則著名的故事：
1917年9月，27歲的胡適由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受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胡適留洋七年，又是哲學大師杜威的高足，講授西洋學問，沒人敢說甚麼，但是他教中國哲學史，情況就不一樣了。
胡適回國後，用了一年的工夫，將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改寫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但是這本書的下卷，卻是終其一生，未見完成。
以這樣的背景視域講中國哲學，當然會引起北大學生的非議。在他之前，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的教師是陳漢章。他有“兩足書櫃”之稱，上課時通常是引經據典，從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一路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在講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時候，卻採用“截斷眾流”的方法，將遠古時期“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紀載，一律摒棄不談。在開篇〈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中，以《詩經》作為說明材料，從西周覆滅前的周宣王講起。
如此一來，號稱有五千年的中國史就給截掉了一半。消息傳出後，許多師生斥之為“胡說”，有些態度激烈的學生甚至鼓動鬧事，準備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走。當時傅斯年在北大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有人邀請他一起前往聽課，傅斯年在課堂上幾次向胡適發問，而認可了胡適的回答，風潮才逐漸平息。後來胡適回憶這段經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