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學反倒成為費孝通心中社會學擴展界限的關鍵：
理學堪稱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實際上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鑰匙。……理學的東西，說穿了就是直接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謂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我們今天的社會學，還沒有找到一種跟“理學進行交流的手段”。理學講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特殊的方法論的意義，它是通過人的深層心靈的感知和覺悟，直接獲得某些認識，這種認知方式，我們的祖先實踐了幾千年，但和今天人們的思想方法銜接，差不多失傳了。（費孝通，2003：p461-463）
費孝通早年受到“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迷信“實證主義”式的“科學主義”；改革開放後“復出”，仍然認為：儒家文化傳統是“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到了晚年，才清楚看出：儒家文化傳統的重要性，而呼籲中國知識分子要有“文化自覺”。他同時瞭解到：要找出中國社會運行的“機制”和“結構”，必須要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方法論”。
費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經指出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發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發展到宋明理學，確實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鑰匙”。理學所講的“關係論”，就是在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過程”，這就是中國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談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講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二、 朱子的未竟之志與西方的崛起
1、《四書》的正統地位
我們可以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明朱子發展理學並且以之作為基礎編注《四書》的重要意義。儒家經典，最早見於《莊子·天運》，孔子對老聃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這“六經”，是先秦儒家教學的材料，俗稱“六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