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自幼秉承家學，深受傳統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為準則，實際上體現了儒家所強調的君子人格。他重義輕利不斤斤於金錢，對人坦誠真率而拒絕奸詐偽飾，做事勤勉盡責而反對敷衍馬虎，勇於自省並苛於自待，這都使他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不管上個世紀初如陳寅恪、吳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場如何，但那部分知識份子身上所體現的人格力量，確是值得後人尊敬的。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評價和態度雖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點是應該肯定的，那就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結束前，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絕不可取的。吳宓對文字改革的反對，故然有其偏激之處，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漢語拼音化的提法現在已經被完全否決了；簡化字的推廣雖有助於文字普及，但又在實際上造成了大陸民眾對傳統典籍的陌生和疏離。如今，我們正極力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向外推廣中國文化，也恰好說明儒學仍“有裨於全世界”。再考慮這一批知識份子大都飽讀傳統經典，又曾游學歐美，其對中西文化價值和當時中國現實的認識，自有其深透之處。他們所追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們不甘違背良知而隨世浮沉。
吳宓曾強調自己的人生觀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題空軒詩話後》絕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對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懺情詩三十八首》之六亦雲：“強為兒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兩空。”據何兆武先生回憶：“1939年秋，同學們請（吳）先生在昆中北院作過一次公開講演，先生選的題目是‘我的人生觀’。……先生以非常誠懇的語調把自己的人生觀歸結為四個字：殉情、殉道。”（《回憶吳雨僧師片斷》，《追憶吳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頁。）
吳宓所殉之道，統而言之，就是文化，具體一點，則應指中西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宓近數年之思想，終信吾中國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實為政教之圭臬、萬世之良藥。蓋中國古人之宇宙、人生觀，皆實事求是，憑經驗、重實行，與唯物論相近。但又“極高明而道中庸”，上達於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論之長而無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並無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國人之道德法律風俗教育，皆情智雙融，不畸偏，不過度，而厘然有當於人心。若希臘與印度佛教之過重理智，一方競事分析，流於繁瑣；一方專務詭辯，脫離人事，即馬列主義與西洋近世哲學，同犯此病者，在中國固無之。而若西洋近世浪漫主義以下，以感情為煽動，以主觀自私為公理定則者，在中國古昔亦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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