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空軒詩話》之十《黃節注顧亭林詩》，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受黃節影響而讀顧詩的經過：
黃晦聞師在北京大學授毛詩未完，乃於甲戌秋起，改講顧亭林詩，並依例作箋注。宓昔聞碧柳盛稱顧亭林詩，至是乃始研讀。本年一月三日，宓謁黃師，續借講義，歸而抄錄。師複為闡述亭林事跡，謂其既絕望於恢復，乃矢志於學術。三百年後，中華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顛覆異族，成革命自主之業。今外禍日亟，覆亡恐將不免，吾國士子自待自策當如亭林。是日，師言時，極矜重熱誠。宓深感動，覺其甚似耶穌臨終告語門弟子“天地可廢，吾言不可廢”之情景。宓心默誦黃師“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倫茍不絕，天意必有寄。方冬木盡脫，生機蓋下被”之詩，頗以自警。（《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90頁。）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吳宓最早接觸顧亭林詩是在1935年，但真正認真研讀則始於1937年。這也可以從後面所引的日記得到證明。
從《吳宓日記》和《吳宓日記續編》所記錄的情況看，吳宓對顧亭林詩集的閱讀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段（這一點與讀梅村詩的情況不同），即1937年和1956至1958年兩年間。
1937年的日記有如下記載：7月18日：“讀《顧亭林集》。”7月20日：“仍讀《顧亭林集》。”7月21日：“仍讀《顧亭林集》。”7月23日：“仍讀《顧亭林集》。”7月25日：“讀《顧亭林集》。”7月26日：“讀《顧亭林集》。”這與他前面所講的“至七月初，學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陽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細讀，並錄其要點於書眉。日夜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業”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當日讀完以後，作者曾寫了《讀顧亭林詩集》七律二首，該詩題注雲：“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華作。時盧溝橋變起已半月。”當月28日，北京抗戰即開始。所以，吳宓真正開始認真閱讀顧亭林詩，是在國難當頭的背景下，從文化救亡的目的出發，試圖尋求一種立身行事的準則。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強化了他對中國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認同。他說：“九.一八國難起後，一時名作極多，此誠不幸中之幸。以詩而論，吾中國之人心實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空軒詩話》之四十，《吳宓詩話》，第239頁）在吳宓看來，只要文化不亡，中國就不會亡，文化亡則中國亡。很顯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談話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發他對中國的未來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當日的日記中說：
晚，與錫予談，言國亡則吾輩將何作？餘曰：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死，下則削發空門遁跡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餘生。如是而已。錫予則謂，國亡之後不必死，而有二事可為：其小者，則以武力圖恢復；其大者，則肆力學問，以絕大之魄力，用我國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創出一種極有勢力之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之形式雖亡，而中國之精神、之靈魂永久長存宇宙，則中國不幸後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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