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秉著這樣一種信念，他對當時有人倡導的以漢語拼音化為方向的文字改革，極力痛斥，他說：“甚至如最近破滅漢字、斵喪國魂之種種所謂文字改革運動，亦以‘國難’為根據，為理由。豈不可憤可傷哉！”這一態度一直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1954年3月24日的日記中，他記道：“新華書店觀書，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報告，大旨決定廢漢字、用拼音，但宜穩慎進行雲雲。索然氣盡，惟祈宓速死，勿及見此事!”1955年3月5日則雲：“晚蕭瑞華來，宓與談中國文字之優卓，勝過西文之處。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已宣布通行簡字，並以拉丁化拼音為最後之目標，則漢字亡，中國文化全亡，已成事實。今後更無挽救之機會，曷勝痛心!”結果反對簡化字，在反右運動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狀。
因為這種為文化守護的責任感，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隨著極左思潮的不斷加劇，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日趨升級，讓吳宓有了一種觸處皆誤的憂疑和憤懣。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難”（《叠前韵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見《吳宓詩集》第454頁）。1955年12月2日，他更是憤懣地寫道：“往者宓希慕顧亭林，欲留播中國文化種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1958年，隨著“大躍進”的開展，吳宓的這種危機感更加深重，本年的6月9日，他寫了七律《殉文一首》，前兩聯雲：“殉文有志愧前賢，淟涊餘生尚苟全。為聖者徒何所悔，謂他人母最堪憐。”（《吳宓詩集》，第499頁）以此來鼓勵自己，同時也表明心跡。
吳宓對顧炎武的接受雖然比較晚，但顧氏“守先待後”、“留播中國文化種子”的責任感卻對他影響至深，使他不悔“為聖者徒”。這從他至始至終反對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願意批林而堅決反對批孔，以致為此遭受種種磨難而始終不悔，都可以得到證明。
吳宓在詩作和日記中屢屢將吳梅村和顧亭林並舉。1935年12月，他寫了《讀顧亭林吳梅村詩集》七律一首：
史可為詩吳祭酒，身能載道顧亭林。殊途壹志忠和愛，隔代相憐古類今。天下興亡原有責，江山文藻盡哀音。商量出處吾誰與，豹變龍潛看陸沉。（《吳宓詩集》第306頁）
對於這兩個易代之際的著名人物，吳宓曾憑個人的體會，做過如下的比較：
顧亭林（1613—1681）：1.陽剛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軍事）鬥爭，地理，歷史。4.富於責任心：自為英雄，從事複國抗清，以至講學術、傳文化，為天下後世謀。5.恒覺自己堅強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歸宿於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偉。9.所作是史詩（寓我之情）。10.其詩是自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