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直白一些，在中國當代研究中，例如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經濟學，凡是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我們還沒有見到任何獨立於西方理論概念和方法的中國模式，甚至這種批判西方中心論的說法也是來自西方的。反西方中心論在近來幾十年是西方學術界的主流論述。我們談論“主體性中國”、“主權性中國”，但想一想，“主體”和“主權”這類概念都是源自西方的。我的想法是，我們之所以無法在學術上、在文化上根本擺脫西方，建立純粹的中國模式，那是因為所謂的“西方”已經內在於我們的存在經驗，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我們跟西方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已經成為我們構成性的經驗。於是，要徹底擺脫西方本身就成了一個幻覺。如果沒有這樣的自覺，反西方中心論雖然天天都在炒，但是最後沒有什麼真正的建樹，成為沒有什麼生產性的陳詞濫調。
無可逃離的問題
針對大國崛起和文化自主，我談到的大多數是問題，或者說是對問題的反思性的辨析。我對自己提出的這些問題有沒有答案？坦白地說，我沒有完整確切的答案。今天中國的思想界似乎提供答案的人要比提出問題的人多得多。我沒有那種給出答案的自信。而且我相信，就學術思想的發展而言，提出問題與做出正面的論述同樣有價值。也只有那些有力地回應了質疑的論述，才是具有說服力的可信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上，質疑也是對答案的一種貢獻。
我想，中國面對的問題很複雜很困難也很巨大，所以我們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會處在這種反覆糾葛的探索狀態中。而急於擺脫這種狀態，指望有英明的先知或領袖指出一條光明大道，可能是一種幻想，是一種幼年的心態。而直面困擾，在某種不確定性中持續地探索，或許標誌著一種精神的成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