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文 甘肅蘭州 記者、評論員
從2010 年秋季起，蘭州市將對幼兒園保育教育費實行“統一政策、優質優價、分類定價”管理原則，並執行新的收費標準。省級一類幼兒園、市級示範幼兒園全托每生每月150－250元，標準化幼兒園每生每月120－200元，非標準化幼兒園每生每月100－150元（載《蘭州日報》8月27日報道《物價局確定公辦幼兒園收費標準》） 。
應該看到，此次蘭州市幼兒園收費標準政策的調整，設了一個類似天花板的“上限”，還對經濟困難家庭子女入園（托）提出了明確的資助政策：對烈士子女、特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家庭，憑烈士證、特困證、最低生活保障金領取證，向所在幼兒園申請酌情減免保育教育費；對孤兒按國家有關政策辦理；流動人口子女在入園與收費上享有與本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確保他們享有接受幼兒教育的機會。這些新政無疑是一種利好，相信可以大大緩解“入托貴”的問題。但是，僅僅依靠收費管理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入托難”的難題，儘管還需要後續觀察，但相信結果並不會樂觀。
“入托難”並非新問題，但近年來表現更加突出。這一問題的存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一方面，由於社會轉型，從前大量的單位辦幼兒園被推向社會，致使公辦和單位所辦的幼兒園日漸萎縮；另一方面，社會力量所辦的幼兒園大量出現，社會認知度儘管並不高，但孩子入托問題，還是逐漸形成了大部分依賴市場力量來解決的局面。人們對托幼事業的不滿，正是由於其公益性漸行漸遠，其收費超過相當部分大眾的承受範圍，而屬於公益性的公辦幼兒園越來越少，公眾的選擇面越來越窄。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關於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範疇的呼聲日益強烈。如此局面其實已經觸及到一系列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像托幼這樣公益性的、承擔一定社會政策的公共性資源，是否要走過度市場化的路子？在什麼層面可以市場化？政府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事實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的托幼事業完全由市場解決。相反，這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把發展學前教育納入城鎮、新農村建設規劃。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的辦園體制。”如何把學前教育納入政府公共服務範疇，這才是根本上解決“入托難”的良方。但投入是一方面，更關鍵的，是要吸引優秀人才從事學前教育。要改變那種認為幼兒園教師只是看看孩子、教教識字，並不需要多少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舊觀念。如果以為幼兒教師培訓起來比較容易，那麼現在的“入托難”就最直觀地否定了這個錯覺。因為造園所只是錢的問題，而培養、尋找合格的，甚至優秀的幼兒教師和園長卻是一項漫長的系統工程。
當然，托幼事業回歸公益也不可一蹴而就，即使決心下了，規劃定了，也還會有一個過渡期。蘭州市此次規定，民辦幼兒園保育教育費由幼兒園根據辦園成本自主確定。這種依靠市場化的托幼行為，當然也並無不妥，但政府也應像對水、電、油、氣等公共性資源一樣，對托幼市場進行嚴格的價格底線管理，要把托幼收費與區域內群眾的收入水平結合起來，合理定價，嚴格控制收費水平。對於政府應當承擔的部分責任，也不能全推給民辦托幼機構，無論如何不能再發生由家長支付幼兒安保費的鬧劇了。如此前提之下，才可以不能任由主辦方巧立名目亂收費，也不能允許相互攀比，以高檔化和奢侈化不斷推高成本，加重家長負擔。至於那些有貴族式入托教育需求的民眾，在由市場滿足需求的同時，其收費也不能是一筆糊塗賬，而應該是公平公正的。
“入托難”這個難題不能完全交給市場解決，這是由於尚需要財政支出、師資調配、區域布點等一系列配套問題存在。當然，信心比黃金還要金貴。對於托幼事業回歸民生，回歸公益，當前最需要的是政府的決斷與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