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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歷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鄭培凱初到耶魯，也發現了美國史學界區別於國內的重要一點，就是沒有一個標準史，歷史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在國內，他學到的是大歷史，宏觀，浩浩湯湯；在耶魯，學的是如何捕捉歷史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每個個體都很重要，不管是皇帝，還是一般的老百姓、販夫走卒。整個史實就是生活本身。” 　　當時，清史檔案中比較重要的部分保存在台中的故宮博物院。房兆楹與當時看管這些檔案的負責人相熟，便引薦史景遷去查檔。多年以後，當一茬又一茬的記者問他：您什麼時候第一次到中國？史景遷很自然地回答：1963年我第一次到台灣，而1974年我第一次到大陸。 　　台中縣霧峰鄉北溝是一片葱鬱的山林，山腳下的庫房是防空洞建構，空間狹小，光線不足，許多檔案尚待編目。當管理員抱出一堆康熙年間的奏折，客氣地問：可是這些？看看有沒有用。史景遷在心裡稱頌：不是有沒有用，這是天大的恩賜了！他在那裡停留了10天或者兩個星期，研讀曹寅奏請康熙的折子，有些是紙質的，有些是微縮膠卷——他是第一個摸到原件的西方漢學家。 　　“看到過影印本的《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對皇帝常見的口吻‘知道了’印象頗深。您看著那些硃批，是否也會有種恍惚，感覺康熙就站在您面前？”《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問。 　　用我的話說，那是“一個越過我肩膀的注視”。他是非常坦率的，當然也會發怒。作為一個皇帝，他記下的政事和日常生活出人意料的直白……我喜歡他。他在位61年，平定台灣之亂、三蕃之亂，解決與俄國在邊疆的衝突；他把一些秘密放在心裡；他最信任的是自己或者說自己的記憶。我後來意識到，在康熙的材料中還有其他領域可寫，我當時著重於內政，想知道在他眼裡，統治是什麼。 　　他早已讀過《紅樓夢》，知道作者的祖父叫曹寅。“當我在中國正史裡讀到曹寅是一個包衣（注：包衣阿哈，滿語，意指家奴）、織造、巡鹽禦史時，這意味著什麼？他如何應對無限的皇權？” 　　透過這些充當皇帝耳目的密折，史景遷看到了曹寅生活的時代的各種制度，看到了繼承帝業的康熙仍在摸索中的治理手段及其相當的彈性；他也看到深得皇帝信任、署理若干肥缺的曹寅是如何深諳見風使舵，懂得利用機會謀利但從不竭澤而漁，閑散耽美，偶爾正氣凜然，又安於隨波逐流……綜合制度、文學、政治各種文獻，一個活的曹寅躍然紙上。當中國的粉絲們一個勁兒追問史景遷對於“帝皇”（包括康熙、雍正、洪秀全乃至毛澤東）研究的興趣，他小聲說：我第一個感興趣的人物其實是曹寅……只是他的開口幅度過小，聲音也低，不知是否被聽到。 　　“滿清征服中國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我想知道滿清奪走了什麼，而中國人又失去了什麼？過去我研究康熙、雍正，想知道他們如何在中國建立新秩序，為中國帶來什麼改變。到後來，我覺得應該去研究被征服的這一方，他們到底失落了什麼。”史景遷說。 　　1965年，他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主人與奴隸》出版。魏斐德記得他的導師列文森是如何因這部書而興奮：“清史研究，不會再出現這樣的作品。”而作者一出手就顯成熟的文筆也令列文森贊嘆：“這個人像天使一樣在寫。” 　　《曹寅與康熙》為史景遷贏得了頗有分量的波特論文獎（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和在耶魯任教的機會（注：美國名校通常不留自己的畢業生在本校任教職）。 　　鄭培凱補充了另一個重要背景：60年代後半期，在德里達的影響下，耶魯最有名的比較文學系出了一個“四人幫”：保爾•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羅德•布魯姆和傑弗裡•哈特曼，他們先是結構主義，繼而解構主義，總之，相當活躍。歷史系不知不覺受到這股彌漫校園的風氣的影響，許多學者從觀念史轉向思想史、社會史，同學們也開始大量接觸心理學，讀弗洛伊德……耶魯期間，所有的現代派、後現代派活動鄭培凱都參與了。 　　“後現代史學有一個立論叫‘彌縫’，意思是說，他們相信歷史敘述中肯定存在縫隙甚至整塊的空缺。因為有著深厚的歐洲文化傳統的底子（人文的底子），史景遷能夠用一種新的眼光、新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史料，從中發現一些被忽略的東西——用他的話說，否則就被浪費掉了——他知道在歷史中，什麼是值得珍惜的。”鄭培凱說。 　　所以，當史景遷的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1978年出版後，哈羅德•布魯姆（注：那位寫出《西方正典》、《影響的焦慮》的先生）說：“不管它被歸於虛構還是歷史重構，它是文體和敘事上的傑作（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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