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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汪輝“抄襲門”

http://www.CRNTT.com   2010-04-09 12:11:19

雖然沒有做具體甄別，錢理群等三位學者卻給出了“抄襲之說不成立”的三點理由：第一，汪著是作者在讀博士生時的著作，寫作時間離現在已過20年，當時缺少嚴格的學術規範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著抄襲問題，只是不合學術規範的技術問題，不是有意抄襲的學風問題；第三，汪著的核心觀點應該是汪輝獨立思考的結果，其對魯迅研究的貢獻不能否定。基於這三個理由，錢理群向媒體表示“此事最好是到此為止，因為各方已經表達了他們的看法”。（《錢江晚報》2010年3月26日）  　　錢理群等三位學者為汪著所做的“抄襲之說不成立”的辯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首先，《反抗絕望》一書，來自於汪輝20年前的博士論文不假，但是，此書先後在台灣久大（1990）、上海人民（1991）、河北教育（2000）和北京三聯（2008）發行四版。按照出版規則，新版屬於新書。王彬彬批評針對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著———汪著最後修訂（2008三聯版未修訂）版，按作者《新版序》，此版是“修訂再版”，實際上作者也作了删節和文字修訂，作者理應為書中內容全部負責。同時，以“80年代缺少學術規範”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辯護，也是不尊重史實和不負責任的說辭。其次，用“技術問題”化解“抄襲責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體指證。王文共計具體指證汪著抄襲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據筆者的核對和參考汪著上下文，有兩例是明顯不能成立的（汪著58－59頁，涉及李澤厚著作；汪著72頁，涉及勒文森著作），有兩例可以寬容地歸結為“技術問題”（汪著68頁、69頁，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餘6例，是確鑿的抄襲（逐字逐句的抄襲），而且抄襲意識明顯可見（或者沒有任何注釋，或者注釋明顯是誤導讀者的）。最後，抄襲和學術成就，是兩個概念，兩者不可互相代替。不能用“有成就”證明“無抄襲”；但是，如果抄襲現象嚴重，關係到主要立論和觀念，“成就”就要打折，甚至瓦解。  　　嚴肅講，錢理群三人為汪輝做的辯護，不僅站不住腳，而且還令人遺憾地看到三位學人缺少作為學者應有的嚴謹和責任。  　　二、個案分析：汪著抄襲學者李龍牧《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  　　在王文中，有一節專門分析汪著第61－62頁中的一自然段“以攪拌、組裝、拼凑等多種方式”抄自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將王文摘錄的汪著與林著相關段落比對，兩者主要內容令人感到似是而非；參照兩著相關段落，讀王文的分析，更覺王說攪混、牽強。筆者在“豆瓣網”讀到網友“vivo的日記”一帖（2010-03-27），其稱汪著此文抄襲自李龍牧1958年發表於《新聞戰線》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經查對原發期刊李文和汪著，情況確實如“五峰山人”所言。下面全文錄出汪著該段文字：  　　《新青年》開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凱極力鞏固其賣國統治，準備扮演帝制醜劇的時候。辛亥革命在人們心里點燃的短暫的虛妄的希望已經幻滅了，建立了四年的“中華民國”不僅沒有真正走上富強之道，連“民國”的招牌都岌岌可危。於是，《新青年》的第一個結論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在中國建立起民主政治，還需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爭取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性結論直接引導了“五四”知識者對思想文化的重視。袁世凱稱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從思想體系上為帝製作張本；《新青年》在袁世凱稱帝時發表的文章中也便開始具體地反對儒家的“三綱”和“忠、孝、節”等奴隸道德。①1916年秋，保皇黨康有為上書黎元洪、段祺瑞，主張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新青年》便陸續發表了許多文章，從反對康有為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②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複古逆流確與帝制複辟的陰謀有關，而更重要的是當時進步的思想界有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即認為要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便必須有一個思想革命，或者如當時所說的“國民性”改造，從而斷言“倫理之覺悟為最後之覺悟”③———從“中體西用”到“托古改制”，從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傳統”的各個層面至此被想象為一種具有必然聯繫的整體而遭到徹底的否定，其標誌便是普遍皇權與社會文化傳統的內在關聯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態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體觀的思維模式所代替。④（第6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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