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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汪輝“抄襲門”

http://www.CRNTT.com   2010-04-09 12:11:19

汪輝從竹內好那裡主要接受了悖論的思維方式，由此出發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絕望”的命題，以發展的觀念理解魯迅。所以一面世，就顯示出了與通行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的獨特的深廣思考和非常銳利的思辨性。而他並不是僅僅從竹內好那裡汲取營養，更重要的進行超越，他超出竹內好的最主要的貢獻是非常聰明地擇取出了“中間物”意識這一概念，後來日益顯現出了汪輝這一貢獻的巨大意義。  　　從中國魯迅學史的學術發展角度來看，“中間物”這一概念的提出，標誌著魯迅研究的重心從客體方面內移到主體方面，從而展現魯迅作品的心理內容，是魯迅研究從外向內移位的轉折點。就這一點來看，其意義已經很重大了。然而，“中間物”的意義絕不僅限於此，它還有更為深廣的精神哲學意義。  　　“中間物”這一概念標示著魯迅個人是處在“進化的鏈子上”一環的歷史位置上，並非是坐在凝固、永恒的神廟或聖殿里，這樣就從哲學基礎上解構了對魯迅的種種神化和聖化。然而，“中間物”概念所標示的絕不僅僅是一種歷史位置，而且是一種深刻的自我意識，一種把握世界的具體感受的世界觀。汪輝從魯迅的話語系統中擇取出了“中間物”這一概念，由此升華為一種把握世界的世界觀，反過來審視魯迅的精神結構和文學世界，並以悖論的思維方式探索魯迅的複雜性，就打破了魯迅研究史上長期存在的那種單一、靜止的思維模式和闡釋方法，還原出了魯迅文化哲學的雙重歷史文化基礎，再現了魯迅世界的內在矛盾，中國魯迅學史上長期存在的一些疑問也就順勢而解了，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了“中間物”這種把握世界的世界觀與悖論的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巨大的活力。  　　而汪輝的意義又絕不僅僅局限在魯迅研究領域，而是在20世紀中國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鋒的銳氣和科學的方法衝決舊有思維模式的一大動作！從中也可看出魯迅研究的確處於中國精神文化戰線的前沿陣地，中國精神文化的衝決常常是從這裡開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獨立，也往往是在這裡首先萌動的。  　　由此可見，日本魯迅學家竹內好對汪輝《反抗絕望》的影響，遠在王彬彬所舉的李澤厚等書之上，這是連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認的，那麼是否可以斷言汪輝“抄襲”甚至“剽竊”了竹內好呢？  　　不能。這只能稱為借鑒，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借鑒。任何民族和任何個人，要把思想文化推向前進，都需要這種借鑒。五四時期不就借鑒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思想了嗎？把日本竹內好提出的“反抗絕望”的命題借鑒到自己的中國魯迅研究的語境中去，進行了嶄新的引申和發揮，使處於僵局中的中國魯迅學實現了思維方式上的扭轉。這個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已故的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在《戰後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記〉》一文中說：“文學研究所汪輝的大著《反抗絕望》1989年出版，書名上就藏不住竹內的影響。”  　　日本魯迅學界是帶著幾分喜悅指出了竹內好對汪輝的影響，並沒有指責他“剽竊”，因為影響與“剽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魯迅的《狂人日記》，連題目都是與果戈里的《狂人日記》一樣的，能夠說魯迅“剽竊”了果戈里嗎？實際上，誠如魯迅自己所說：“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里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汪輝的《反抗絕望》，要比竹內好所提出的“反抗絕望”深廣、嚴密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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