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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血汗奇跡

http://www.CRNTT.com   2010-05-20 09:23:55

時過境遷，如今經濟蕭條已經緩解，隨著經濟復甦，“民工荒”的議論再起。但對於勞企關係的討論卻似乎走入了怪圈：經濟蕭條時失業現象嚴重，為了“保增長”似乎就不能太講勞工權利。經濟復甦了勞工變得稀缺，他們以個體行為“用腳投票”的能力提高，似乎又用不著講什麼勞工權利了。  　　不過從另一方面講，經濟蕭條、勞工“過剩”時他們最容易成為犧牲品，因而也最需要保障權利；經濟復甦了勞工變得稀缺，企業更易於接受他們的條件，那不正是落實勞工權利理順勞企關係的好時機嗎？  　　所以其實，經濟周期的任何階段對勞工權利的保障都有兩面性，就看你基於什麼立場而強調哪一面罷了。實際上，兩百年來西方的勞工權利就是在“經濟蕭條更需要保障，經濟繁榮更能夠保障”的周期循環中不斷改善的。我們沒有理由只看到另一面。  　　更何況從長遠看，後危機時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會持續抬頭，而在關稅壁壘被認為過時的如今，環保與勞工權利會日益成為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理由。外部世界對我們“血汗工廠”的批評應該會有增無減。這也是我們無法回避的。  什麼是“血汗工廠”？  　　那麼究竟什麼是“血汗工廠”？在一般人們的印象中，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工人待遇低而無保障，應該就是“血汗工廠”的標誌。但問題是：所有這些特征都有個相對什麼而言，亦即參照系的問題。在關於玖龍紙業的爭論中，香港大學生組織實際上是用發達國家的勞工標準來指責玖龍紙業的勞工待遇不佳。但平心而論，以我國目前的發展水平，要求企業全面實行發達國家的勞工待遇，的確是強人所難，不能說是合理的。  　　與此相反，國內為玖龍紙業辯護的最常見的一種說法，就是說該企業的勞工待遇在國內同類企業中算是高的。“如果玖龍都是‘血汗工廠’，那中國造紙行業就沒有不是‘血汗工廠’的了。”筆者並不了解玖龍的具體情況，但就一般情形而言我傾向於相信這種說法。儘管也有例外，但深圳等沿海發達地區和外向型企業的勞工標準通常的確是高於內地的。雖然這些企業由於最受外界關注也易遭批評，但中國勞工標準最惡劣的那些事例，如“奴工磚窑”、“奪命礦井”之類確實不太可能在這裡發生。不過，這樣的辯護在國內或許有效，在國外可能適得其反。因為從邏輯上說，其他企業比玖龍更差，並不能證明玖龍就不是 “血汗工廠”，倒是恰恰給那些關於中國“血汗工廠”普遍存在的指責提供了理由。  　　第二種辯護是強調那裡的工人都是自願的，“你說是‘血汗工廠’，很多人想進還進不來呢！”但是僅僅這麼說，在國際上也沒有說服力。因為“血汗工廠”這個概念本來就是在19世紀後期出現在西方自由雇傭制度的範圍內的。儘管奴工制和其他強制勞動經濟有時也被說成 “血汗工廠”（但這麼說通常被認為太輕，如很少有人把奧斯威辛或古拉格僅僅說成是 “血汗工廠”，人們更常說的是“死亡營”），但絕大多數公認的血汗工廠還是 “很多人想進還進不來”的自由企業。順便指出，即便在中國，儘管“奴工磚窑”是強制性的，但千夫所指的“奪命礦井”通常還是用的自由勞工，誰能說它不是“血汗工廠”呢？  　　第三種說法是：這種勞工制度是“科學的企業管理”所需。關於玖龍就有這種說法。不過，當年“血汗工廠”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與 “科學的企業管理”經常並存。當時著名的科學管理成就，如福特製、泰羅制和流水線作業，以及高激勵性的計件工資制度，都是人們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廠”事例。事實上，西方知識界不少人就是把“血汗工廠”當成“科學的異化”、“科學主義扼殺人文精神”的結果來論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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