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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 　　中評社北京8月30日訊／“沒有武昌起義，（清朝）這個腐朽王朝不會倒下。武昌起義最初的規模，遠遠比不上黃花崗之役，更與倪映典領導新軍激戰一天的壯烈無法比擬。但這兩次起義被清政府輕而易舉鎮壓下去了；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卻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原因在於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南方網日前登載歷史學者袁偉時的文章“辛亥革命的起因”：   大清帝國的兩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實是最大的錯誤 　　辛亥百年，初夏時節，獨坐書房，心潮翻騰，為什麼一個歷時267年的大帝國那麼經不起風浪？自問自答，無遮無攔，只求自己信服。錄下要點，公諸同好。 （一）黃花崗：損失慘重的孤注一擲 　　問：百年前的辛亥，夠熱鬧的。4月27日（農歷三月二十九）的黃花崗烈士的壯舉以後，前僕後繼，終於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不愧為歷史大轉折。 　　袁：勝利者為自己的統治製造合法性，喜歡誇大自己的功績。國民黨及其追隨者書寫的歷史，水分太多，不足憑信。黃花崗烈士的精神當然值得敬佩；為反對專制制度獻身，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但從歷史進程看，辛亥革命，黃花崗起義，作用都被誇大了。 　　應該如實把辛亥革命看成是多種因素匯合的產物。1911年11月15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發表了該刊主編杜亞泉用高勞的筆名發表的《革命戰爭記》，對剛剛發生的革命，分析就比較全面： 　　“當時下有鼓吹革命之黨人，而上複有製造革命之官吏；立憲其名，專制其實；商路則收歸國有；外債則任意大借；代表則遞解回籍；內閣則專任親貴。凡可以離民之心，解民之體者，行之惟恐不力！又值各省水災，饑民遍地；天時人事，相逼而來。宜乎廣州之變方起於前，川省之事又繼於後。……殆武漢事發，各省響應，革命軍之旗幟遂翹然高舉於禹域之內矣！”（高勞：《革命戰爭記》，《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九號。） 　　至於黃花崗之役，可以說是同盟會的孤注一擲。 　　據一些學者研究，所謂十次革命，大部分是規模不大的軍事襲擊，一共用去57.98萬元（當時它的財務中心在香港，所以全用港幣計算）。其中黃花崗起義從1910年10月12日開始籌備，歷時7個月，所用資金連善後費用2萬元，共達23萬元，占十次革命總費用的40%。（鄭憲：《中國同盟會革命經費之研究》，《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三輯第252~253頁，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台北版。） 　　這次起義，參加者170人，殉難86人。人數僅次於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戰死百餘人，被捕14人）；但這次死難的烈士很多是留學生和同盟會的中堅。而就後果來看，這個事件對清政府和社會的震動都不大。兩廣總督張鳴岐接連洋洋得意向朝廷報告：“此股亂匪殲滅殆盡，城內外商民始終均未受擾，地方一律安謐”；“粵垣亂黨一律肅清，人心大定，佛山、順德股匪均已擊散”。（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四）第324、3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版。） 　　不宜簡單地說黃花崗起義催生了武昌起義，大清王朝坍塌，另有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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