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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一是貪污、浪費、賬目不清非常嚴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諮議局整理川漢鐵路公司案”的報告指出：“其開支每多浮濫，即以昨年之報告而論，各局所開銷至於五十餘萬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徵收之後，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報，輾轉侵蝕中飽，多入私囊。按租股徵收六年（自1905年開征起至1910年止）應有1200餘萬兩。而實收僅900餘萬兩，足見其弊端之大。”（《川漢鐵路籌建經過》，《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第14頁，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後，上海出現錢莊倒閉潮，川漢鐵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資金350萬兩，虧損285萬餘兩。據兩江總督和郵傳部調查，其中大量是經手人詐騙和侵蝕，當時揭露有確鑿證據的已達110萬兩。 　　二是工程進展極端緩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並於12月10日開工以前，一寸鐵路都沒有修成。“到辛亥革命為止，已建成通車的運料路有三十餘里，因橋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車的鐵路有八十餘里”。（曾紹敏：《漫話四川保路運動》第7頁，巴蜀書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則交白卷。 　　四川鐵路公司的混亂，朝野早已議論紛紛，民怨沸騰，整頓勢在必行。上策是監督公司自行整頓。應該在政府和議會（四川諮議局）監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徹底清算賬目，保存資產；然後從實際出發，定出整改和重組辦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當時的《公司律》和市場經濟的正常辦法，愚蠢地下令“收歸國有”，而補償辦法不容股東置喙，反而讓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據參與者的記錄，四川股民認為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他們要求通過法治和憲政來保護自己的財產。而統治者卻把經濟權利的要求說成是政治問題。從5月9日“幹線國有”的上諭發表，到9月7日發展至血染成都，雙方兵戎相見，整整四個月，有多次挽回機會，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員斷送掉了。 　　第一次糾錯機會出現在“上諭”下達後的頭一個月，各方苦求“聖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對幹線國有的函電紛至沓來，這是一場法治、民主與專制的博弈。 　　其中最為精辟的是四川諮議局呈請四川總督轉報朝廷的呈文： 　　“諭旨收回幹路，而川漢並非郵傳部從前奏定幹路（按：1907年奏定的幹路名單）……乃部咨一並牽連收回，似尤未為允協。……取消商路，事系剝奪人民既得之權利，俱應由資政院議決。四川川漢鐵路關係本省權利，存廢應由本省諮議局議決。”（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頁。） 　　違反原有規定和民主程序，這樣的“聖旨”，顯然錯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債的合同上簽字的上諭公布後，諮議局聯合會上奏章指出： 　　“立憲各國慎舉國債，必經國會之議決。先朝欽定資政院章程，亦以議決公債之職權，畀諸資政院。不經資政院議決之國債，遵先朝之法律，原應歸於無效。”（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頁。） 　　沒有經過資政院討論，借債築路，又是違法的！ 　　成都各團體和川漢鐵路公司的呈文則說： 　　“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同上，第345、3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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